求利器，善万事
——常远教授与他钟爱的系统工程方法
【内容摘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关 键 词】 常远；钱学森；采访；系统观；系统思维；系统工程；系统方法；方法论；人生系统工程
目录
与系统工程结缘... 2
系统工程方法简介... 13
用系统眼光看世界... 21
大学生应当怎样用科学的方法规划人生... 35
【附录】 常远教授格言... 37
与系统工程结缘
【记者】 常老师，您好！我听说您在读大二时，就已经追随中国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事业的主要奠基人钱学森先生运用先进的系统工程方法进行法律等领域的跨学科前沿探索了。对此，我非常感兴趣，也把您当作榜样人物。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天，我想对您做一个采访，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运用先进的系统工程，实现自己的理想。
【常远】 “榜样人物”是绝对不敢当的！了解我个人的经历其实并没有多大必要。我也非常赞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说法。
“求利器，善万事”其实也是每个聪明人的愿望。尤其是在当代人类所进入的充满复杂性并面对空前挑战和空前机遇的世界化时代，世界既变得越来越“平”，也变得越来越“陡”，每个人都越来越可能会感到难以自如地适应世界、把握自己，从而有效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爱因斯坦说过：“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这种需求在今天更是显得空前强烈了。大家亟需得到一种普适、完整、清晰、实用、高效并能执简御繁地认识社会与人生的科学的思维方式，探索与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正是了解和掌握先进方法论的意义所在。
【记者】 我听说您本科时学的是法律专业。您还记得自己在像我这么大时，对什么事情最感兴趣吗？
【常远】 我像您这么大或者比您还小的时候呵，感兴趣的事情简直太多了！包括武术、气功、养小动物(包括鱼、兔子、猫、狗、鸽子、蛇、蟋蟀等等)、看连环画、看小说、看科幻\科普作品、观星、美术、书法、赏诗(尤其是回文诗)\写诗、钓鱼、集邮、集公共车票、订杂志、玩摄影、做航模、搞小型爆破装置(受诺贝尔传奇人生的影响)、史丰收的速算、拓扑学，甚至坐在马路边用小本子莫名其妙地记录和分析过往汽车号码……我曾经跟农民的孩子们一起割猪草、捞虾米、逮螃蟹、挖药材、抓蝎子、斗毒蛇，也跟着父亲一起制作过太阳炉、削果皮机并在王屋山区茂密的森林中打猎，20多岁时我还与父亲共同申请并持有一项“手持式面条(饸饹)加工机”的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呢……等等，五花八门。上中学后，我特别喜欢理工科，我还记得中学考试时化学课基本上都是得满分的。我的父亲先学自动武器制造、后学自动控制，一直从事军工科研开发工作。他从我上小学4年级起，就教我如何看电路图、如何用电子元器件组装各种各样好玩儿的电子装置，包括门铃、警报器、微型视频接收器、微型无线对讲机甚至窃听器等等。我高考时考入法律专业，其实是件阴差阳错的事情——因为我上初三时，有天放学回家，发现小偷竟然在大白天把我的那些电子元器件和电唱机等宝贝一网打尽了。我那时15岁，还是个孩子，从此恨死小偷了！对小偷充满了报复之心。愤怒中的我，毅然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项职业抉择：将来一定要当刑警！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抓小偷。
【记者】 是想为民除害吗？
【常远】 说老实话，那时候哪儿有那么高的觉悟呀，根本没有为民除害的意思，只是为了报复小偷而已。现在看来，当时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其实是很幼稚的。于是，我结识了钟楼电影院北边平安商场保卫科的刘科长以及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的石科长等人，从初3(15岁)起直至高二，我一有空余时间，就跑到商场里与刘科长抓小偷，后来觉得不过瘾，又在公交车上抓小偷。那时抓小偷哪有什么高尚的目的，只是为了找个理由狠狠地揍他们而已，通过打得他们满脸流血来享受幼稚的复仇快感，以及围观人群喝彩所带来的“英雄”体验。其实，按照法律来说，那完全超越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其实是违法的，打过头了可能还会构成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呢！我右大腿外侧的一条长疤痕，就是那时与小偷们“英勇搏斗”时留下的，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为此，有些长辈常常给我讲“困兽犹斗”的道理，担心我出生命危险，我那时哪里听得进去呀！
为了考上刑侦专业，我在高中最后一年转入了文科班。高考填报志愿时，得知当时开设刑侦专业的只有位于沈阳的中国刑警学院，但它不在西安招生，感到十分懊丧；接着得知西安本地的西北政法学院(现为西北政法大学)是司法部直属的五大政法院校之一，它的法律专业毕业生可分往全国各地的公、检、法机关，于是我果断报考了当时的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律专业。您可想而知，我报考的目的并非学法律，而是为了将来能当上刑警抓小偷、揍小偷！
虽然上了法律系，但我毕竟是个兴趣广泛、安分不下来的小家伙，总是喜欢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博览群书”，除了刑侦书外，还包括科技的、哲学的等等，几乎有讲座就听，只要内容新鲜，管它是讲什么的！对学院政治理论系哲学专业所举办的科学方法论讲座尤其感兴趣。一天，我在阅览室里看到了钱学森1979年在北京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重要演讲《大力发展系统工程 尽早建立系统科学的体系》中提出：“系统工程可以解决的问题涉及到改造自然，改造，提高社会生产力，改造、提高国防力量，改造各种社会活动，直到改造我们国家的行政、法治等等；一句话，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社会。……整个社会面貌将会有一个改变。”[①]
【记者】 中央电视台1频道最近播出的40集纪实性电视连续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就讲了不少钱学森等大科学家参与中国“两弹一星”工程的事迹，您看了吗？
【常远】 中央电视我看了！那个片子不错，历史感很强！“两弹一星”工程等一系列大规模国防科学技术工程，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强大的国际地位、国际形象。在从事这些大规模国防科学技术工程的过程，钱学森和他的团队在他所创立的工程控制论的基础上，提炼出了作为先进科学管理方法的系统工程方法。周恩来总理生前曾经希望，将推动军事高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的先进的组织管理方法，运用于整个国家建设，推动整个国家的跨越发展。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钱学森等人就大力宣传将系统工程作为科学而先进的组织管理方法运用于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就在我看到的那篇钱学森1979年的演讲稿中，他提出“社会主义法治要一系列法律、法规、条例，从国家宪法直到部门的规定，集总成为一个法治的体系、严密的科学体系，这也是系统工程，法治系统工程……”[②]我看到这段话后，兴奋不已呀——一位少年崇拜的大科学家、民族英雄竟然也在研究法律！我立即复印了那篇文章，回宿舍一口气读完，在文字的空隙中写满了兴奋的标注。从此，我一下子找到了理工科爱好、哲学爱好与法律专业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您大概想不到，那时像您这么大的我，对系统工程、系统科学以及所有的科学方法论，简直着了魔，无论是做作业、参加考试、写论文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事事都想“系统”一下，比如：我把法理学叫做“法治系统原理”，把民法学叫做“民事系统的法律控制理论”，把国际私法叫做“基于国家间主权平等的民事系统的法律控制”，把国际法叫做“世界社会系统的法律控制”，把党史叫做“政党系统演化史”……
【记者】 理论上的概念还是有些抽象。让我想点儿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东西……那时的您会把电影叫什么呢？
【常远】 我大概会把电影叫做“具有艺术性的集成化动态形象模型系统”吧！它通过胶片进行影像信息存贮，通过光线投射于银幕系统……(笑)
【记者】 (笑)有点儿意思！让我再想想还有什么东西让您“系统”一下……我刚才是坐电梯上来的，您会把开电梯的人叫什么呢？
【常远】 我会把开电梯的人叫做“建筑物系统中垂直运输系统控制师”！(笑)
【记者】 (笑)那人吃饭呢？
【常远】 当然是人体系统对食物资源的输入过程了，它还是个物质、能量、信息的综合输入过程呢！(笑)
【记者】 (笑)看来到处真的都是系统了！
【常远】 当然！上了“系统瘾”后，我开始到处找系统工程及任何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资料来看。那时，在国内能看到的这方面的资料还少得可怜，我只要一看到有“系统”两个字的文章名或书名，就觉得兴奋。只要市面上出一本这方面的书，我就会买。对上学期间所学的法律问题，我都试着用系统方法去研究，去做作业，去答考试题。因为系统方法本身并不限于任何专业、任何领域，是个普适的方法。我们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某种系统。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的思想还远远没有解放，甚至连法律到底有没有科学性、规律性这样的常识问题，还在探索中。我自己当时做的作业、答的题中，不少观点都是与教科书不同的，有些甚至还是相反的。有的老师认为，我的一些观点有问题，甚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领导和师生，干脆认为我和我的同道们是“闹事的”。这使得当时18岁(大二时)的我很想不通，充满烦恼。有一天，烦恼中的我突发奇想——给大科学家钱学森写信倾诉心声！我一口气写好了信，但不知道把信寄到哪里去，听父亲说钱老的单位应该是解放军国防科工委，于是我好像就在信封上写了“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工委钱学森收”，就寄出了。
【记者】 还真的寄到了？
【常远】 真的寄到了！隔了一个多星期，我就收到了钱学森的回信，是一个挂号的大信袋，信袋正面左下方赫然印着红色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字样，并有“钱学森”三字的钢笔署名。收到这封信后，我非常激动。钱老在信里说：“我曾主张……法治系统工程，但响应者甚少，只广州中山大学法律系讲师吴世宦同志一人而已！现在又多了您一位，我是高兴的。”他接着十分谦虚地写道：“可是我不懂法学，不懂法制，工作还得你们去努力。”他让我与吴世宦先生联系，并在信袋里附了他向高级领导干部介绍如何将系统工程用于整个国家管理活动的文章，供我参考。我就如饥似渴地学习那篇文章，从此就跟钱老和吴世宦先生建立了长期书信往来关系。
有了钱老这位中国的导弹与航天之父的支持，我与同班的马深同学(当时是院学生会学习部部长)发起创办西北政法学院历史上第1个学术社团——跨学科探索团队《探讨：跨学科法治系统研究》杂志编辑部的要求，得到了西北政法学院团委及院方有关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并解决了办刊经费。我们在杂志创刊号上转载了1980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得主让·多塞给记者解释生物学上多样性的好处时强调文化多样性的观点，我把它的标题改为《文化多样性》．杂志每次都印很多本，除在全校师生中无偿分发外，还无偿寄往全国交流，当然也寄给钱老。很多读者也把自己的观点写下寄给我们，我们再刊登。后来，编辑部请国内外专家来做讲座、进行国际交流活动的条件也落实了。我邀请第1个美国运筹学访华代表团做过系统方法在法治与国防领域应用的讲座；我还与音乐家李德伦先生探讨过爱因斯坦的创新思维与他拉小提琴的相关性，并请李老来放《命运交响曲》、做交响乐与反封建的讲座呢……
那时，科学方法论、系统科学的书籍在市面上很少，一有新书出版，我就骑自行车跑到新华书店买上几十本，与马深同学等一起，按进价卖出，买得人少时就降价亏本出售，最后卖不完的干脆就赠送给那些打算“发展”的师生。关则富(就职于宁夏自治区公安厅，因意外逝世)、刘晓阳(后任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因病逝世)、华伟(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吴亚东(《法制日报》主任记者)等同学戏称我们自己是一群“舍利取义”的“亏本家”！我们为科学方法论、法治系统工程与法治现代化、社会科学现代化与社会系统工程知识在师生中的广泛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回忆起来，那真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而不是充满铜臭气的时代！只有在那种理想主义氛围中生活过、奋斗过的人，才会深切地体会钱学森先生“我姓钱，但不爱钱”[③]那句话的深刻内涵！
【记者】 您的讲述，让我好羡慕那个充满激情的时代！
【常远】 当年的“探讨人”任何时候聚在一起时，都仍然会激情四溅呢！1985年4月，“全国首届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司法部部长邹瑜致开幕词，钱学森先生应邀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现代科学技术与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这次盛会，被媒体誉为“吹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号角”。这是第1次出席全国性学术大会，我的论文《赢得民心——开放系统审判决策最优化探讨》被选为大会宣读论文。此前我与钱老及吴世宦先生只是书信联络，并未谋面，这是我们三人的首次会面。1985年第8期的《民主与法制》杂志在报道此次盛会时刊登了钱学森先生与吴世宦先生和我等人交谈的照片。
会议期间，我带去的约400多本《探讨》杂志，被一抢而空；司法部教育司主管全国政法院校的领导霍宪丹语重心长地鼓励我要相信科学、勇敢坚持自己科学探索之路，并对办好《探讨》杂志作了重要指示；山东大学法律系的庄亨浩前辈以及几位其他单位的前辈们热情地询问我毕业后是否愿意到他们那里从事法治系统工程与法治现代化研究或教学；一些学术刊物也向我约稿；吴世宦先生、学长胡希平(时为中国政法大学第一副校长云光教授的秘书，校长当时由司法部长邹瑜兼任)与我更是彻夜长谈……这一切，都更令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的强大力量。在我返回西北政法学院后，编辑部名声大振，要求加入的人十分踊跃，法治系统工程、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科学方法论研究一时竟在学校蔚然成风。
1985年7月，我从西北政法学院本科毕业后，便来到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任教，从此走上了系统科学\系统工程、法治系统工程与法治现代化、信息科技、社会系统工程及复杂系统等领域的职业生涯。
【记者】 进行文理交叉探索，在今天来说也是很前卫的呢！
【常远】 我在您这么大时，文理交叉探索在国内还是非常新鲜的事情呢！现在来看，文理交叉思维，其实只不过是系统思维的一部分。
【记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常远】 您想想看，在真实的、充满复杂性的社会系统环境中，许多人都不会是先前学什么专业以后就干什么专业的。我们学任何专业都是为了掌握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某方面能力。我们在认识和解决自己遇到的某个现实问题时，一般不会碰巧只用到我们先前学过的单个专业的知识。
就拿我们办个刑事案件为例吧。一个刑事案件总需要法律专业知识吧，此外，现场勘察得到的指纹涉及图像识别专业知识，得到的微量物质成分(如灰尘等)涉及到微观物质分析专业知识(如化学上的色谱分析等)，子弹涉及弹道学专业知识，身体情况(如伤口、血液、体液等)又涉及医学专业知识即法医专业知识，以及DNA专业知识等等，现场搜查到的电脑还涉及数字取证与分析专业知识，审讯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心理学……等等等等。
这就是说，我们在认识和解决自己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一般并不仅限于自己已掌握的专业知识，有时甚至与自己已掌握的专业知识无关。我们说认识好解决问题需要文理交叉也是不准确的。实际情况是，我们所认识和解决问题，涉及到哪方面的专业知识，就需要用哪方面的专业知识，既可能用到“文”，也可能用到“理”，还可能用到“文”与“理”之外更多的专业知识，包括价值观，包括艺术，甚至包括灵感，包括协调人际关系……等等．所以，认识和解决问题尤其是复杂问题的方法，往往涉及多专业、多学科、多领域，我们需要站在更高的层次上，采用超专业、超学科、超领域的系统思维。我记得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一篇关于系统工程研究思路的短文[④]里谈及“问题导向”、“方法导向”或“理论导向”的区别。
【记者】 那您认为应当是什么导向呢？
【常远】 当然是“问题导向”了！因为无论是方法还是理论，都是认识与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类创造的任何方法和理论，都是为了更有效果、更有效率也就是更好地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问题导向”的本质，其实是“目的导向”，而非“手段导向”。现在看来，如果只是从检验一个人是否通过“学”和“习”掌握了某一个专业本领的角度来讲(即“手段导向”)，写某个专业的论文，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如果从系统工程角度来讲，也就是从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掌握了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来讲(即“目的导向”)，只掌握某个专业的知识，只会写某个专业的论文，比如法学论文、计算机科学论文、新闻学论文，就远远不够了。当然，也有一些问题用简单的单专业、单学科手段就可以解决了！但我们一定要有“目的导向”或整体思维，我们即便是写一篇专业论文，也要清楚地知道这篇论文最后是为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服务的，因为专业论文一般都只是认识和解决某个问题这一整体的手段之一。这就是系统工程的重要思想之一，我把它称作“局部-整体”关系，中国数学家、泛系理论创始人吴学谋先生将其简称为“局整关系”，可以缩写为“P&W”，即“The Part and the Whole”。
您要有空找来席酉民教授在2011第2期《管理学家》杂志写的题为《我给大师当老师，大师给我当司机》的生动的主编寄语[⑤]以及《管理学家》杂志2010年第7期封面文章[⑥]看看，那上面介绍的著名管理学家詹姆士·马奇(James Gardner March)就是一位典型的具有超领域系统思维并能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大师级人物。
【记者】 我一定去认真拜读一下！网上能看到吗？
【常远】 应该能。您找不到的话，我mail给您。
可惜，今天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手段导向”的人，“只拉车不看路”。学化学的碰到问题，总是习惯于用化学方法解决问题，即便在用物理方法或其它方法更有效果、更有效率的时候；学法律的碰到问题，总是习惯于用法律方法解决问题，即便在用政治方法、技术方法或其它方法更有效果、更有效率的时候。
“局整关系”(P&W)及系统方法还可以解释人们在做一些看起来很辛苦的事情时，为什么会觉得很有意义、很充实、很快乐。因为那些在局部上辛苦的事情，是实现一个自己所追求的有价值的整体目标的一部分。
【记者】 这么说，当人们所从事的局部事务，不是自己所追求的有价值的整体目标的一部分时，或者连自己所追求的有价值的整体目标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就会产生无聊感。
【常远】 没错儿！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可以用系统方法来解释。比如：我们有时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人生感到烦恼？人生是一个由许多个局部构成的系统整体，如果我们的人生现状与自己所设想的较理想的人生状态(或许不是最终的理想状态)差距较大，也就是“目标差”较大，并且一时不知道如何才能达到或没有能力达到比更满意的人生状态，就会对人生感到烦恼，“目标差”越大烦恼就越大。还有一种情况也会有烦恼的感觉，那就是，当我们所面对的一件包括很多因素的事情或系统时，如果对其中的因素认识不全或者对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搞不明白，也会觉得心烦，这其实也是“局整关系”不清的表现——构成整体的局部因素充分不充分？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合理不合理？形成的系统是不是我要的？
【记者】 说到这里，我开始有点儿感觉了——假如我们熟练地掌握了系统方法，就可以用一套科学的思维方式来执简驭繁地描述我们所面对的各种事物了。
【常远】 没错儿！这正是系统方法的典型好处之一．
【记者】 这些都是您在读大二的时候、也就是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就总结出来的吗？
【常远】 这可不全是！但是我的系统思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步地培养起来的，后来才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能“超领域”了。
【记者】 有没有一个较明显的快速进步阶段？
【常远】 有的。我感觉进步最快的阶段，就是在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最初任教的那两三年，大概是在1985~1988年吧，因为我那时教的不少学员都是来自全国政法系统的实践经验相当丰富的领导干部，还有就是1992~1996年期间给中共中央政法委组织的全国地\市政法委轮训班讲课的那段时间，其中的很多学员也相当有水平，他们一般都比我年长许多，用系统方法回答这些人物的疑问，与这些人物在课外互动，可真让人练本事！此外，1993~1994年还受当时在海南大特区文昌县担任县委书记的朱明国同志邀请，组织社会系统工程专家组参与了中国第一起全方位的社会系统工程推广实践，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真实、复杂而充满微妙之处的社会系统“一线经验”。
我对系统方法的掌握，在像您这么大时主要是有兴趣、有热情，但在理论与实际的高度结合上真正搞透它，形成较熟练的“超领域”思维能力，就是后话了！刚才对“心烦”的系统化解释，在大二时肯定是做不到的，那时往往停留在“充满热情的系统词汇套用阶段”．任教后，通过在课余时间运用人生系统工程的框架，帮助许多学员实实在在地分析和解决他们在人生、仕途上遇到的心烦事儿，才逐渐地概括出理论了。
【记者】 您还记得您当年作为一名本科2年级学生，给大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所写的第1封信里面，都写了些什么吗？
【常远】 那封信是我一时冲动写的，自己没留底，也记不太清了．但是钱老的那封回信让我印象很深，而且也保留着。前几年钱老办公室来信，说要编钱学森书信集，让我们这些与钱老有书信往来的人提供钱老亲笔回信的原件，我担心将来要不回来，就一封也没交。钱老的这些信毕竟是改变我人生道路的珍贵精神财富呀！后来出版的钱老书信集里收录的部分钱老给我的回信，是根据他的秘书们提供的留底复印件进行照相制版的．在我含糊的印象里，自己给钱老写的第1封信里，大概是写了我对先进的系统工程方法用于法治领域、法学领域的体会吧，也可能还写了一些自己苦恼的问题。因为当时周围也没什么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自己的一些认真思考又被周围的部分师生及领导否定了，大概是迫切希望得到钱老这位中国系统工程事业的奠基人以及社会公认的权威科学家的肯定吧，当然也梦想得到钱老的指点．当时有几天，我一直在翻看《潜科学》杂志，在1981年第4期上发现了一篇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写的系统科学中的控制论方法思考法治问题的论文——《关于法治系统控制过程的探讨》[⑦]．那是他读本科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看到他的那篇论文后，我给他也写过一封信，他当时已从北大本科毕业留校当了校团委书记。
【记者】 他给您回信了吗？
【常远】 也回了．我把大学期间搞系统工程时的所有信件都保留着，也包括他的信，他是个非常谦虚的人……
【记者】 您觉得，自己是不是从钱老的回信中是得到了很大的鼓励？
【常远】 是，特别大的鼓励！
我任教后，对学员们以及社会上任何人求教的来信，也都会认真回复，并尽量给予他们鼓励．在我的学生叶涛给我建的博客上，我也努力认真地回复每个人的公开留言和私下发来的“纸条”．
【记者】 钱老对您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吗？
【常远】 是的！他是对我的一生都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鼓励和指导，一直影响着我的过去和现在，也会影响到我的未来。小孩子对神秘的事物、神秘的事物总是充满了好奇的．您想想，当年中国的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之父给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亲笔回信，而且还给予长期的引导和帮助，那种激励作用会是多么的强烈！由于当时的我认为中国的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之父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就会感到自己在追随着他做着非常有意义的大事。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激动，几乎每天都在兴奋之中，常常会有一种胸怀天下、“读书破万卷”、“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迈。在那种情感中学习，一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也就是说，那时所获取的任何与自己的理想有关的信息，都被充分地“加权放大”了！
【记者】 用“加权放大”效应解释学习的情感，很有意思！
【常远】 这种现象，也可以用我们系统工程中的“I→P→O”架构，即“输入→加工→输出”(Input→Process→Output)架构来描述，包括对物质、能量、信息及其任何成分组合所进行的输入、加工、输出。情感作为“加工”(P)机制时，经常将“小输入”变为“大输出”的作用．
任何采访过程，也是一个信息的“输入(I)→加工(P)→输出(O)”过程，最终完成或发表的采访稿，就是采访者所输出的产品(O)．这个产品(O)好不好，既取决于在输入端所输入的原始采访资源好不好(I)，也取决于后期对原始采访资源的加工水平高不高(P)。如果将输出值定义为输入值×加工值，那么：
◆ 当输入端获得的原始采访资源水平(I)是10，后期对原始采访资源的加工水平(P)是1000时，采访成果(O)就值10000了；
◆ 当输入端获得的原始采访资源水平(I)是10000，但后期对原始采访资源的加工水平(P)是-1时，采访成果(O)就成了-10000了。
根据“I→P→O”架构，您就可以知道，当时钱老的回信带给我的那种激动的心情，实际上是大大提高了我“加工”的活性(P)：
◆ 过去，我没受到这种激励，在看书时输入量(I)如果是100，加工水平(P)如果是低活性的0.1，输出的(O)可能只有10；
◆ 但我受到强大激励后，在看书时输入量(I)如果仍是100，但加工水平(P)如果变成高活性的100或更大，输出的(O)就可能会变成1000甚至更大。
因此，做事有没有强大的激励，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 也就是效率会达到最大化？
【常远】 对！不过那时候我还小，有不少幼稚的成分，这就有可能会不实事求是地夸大一些不该夸大的东西。
系统工程方法简介
【记者】 您对系统科学或系统工程方法是怎么定位的？
【常远】 今天看来，系统科学或系统工程方法的作用首先在于：为我们认识和解决任何问题，提供了一个综合集成的框架，所以，它是超越了各种具体方法并“能够整合各种具体方法的方法”。做任何事，都应当有个对其中所用到的各种方法进行有效整合的框架。许多人在研究做事的方法时，会列出实验方法、定量方法、定性方法、逻辑方法、历史方法、哲学方法、艺术方法等等各种方法，最抽象的应当算是哲学方法了．
【记者】 您教的许多东西都像是哲学．您认为系统方法与哲学方法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哪里呢？
【常远】 哲学方法可以被融入系统方法。
哲学方法是抽象的高层次整合方法．我们可以用它统辖万物，但主流的哲学方法则是高高在上，很难走下抽象的、“有时往往是空洞的”神坛，除非它们实现了充分的形式化或数学化．
而系统方法则既可以作为抽象的高层次整合方法，也可以作为既有抽象性又有具体性的多层次整合方法，可以具体到一个电脑程序的每一条指令，因为每一条电脑指令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可自动执行的“知行合一”的“动态控制系统”的“元素”．
所以，系统方法既能“像哲学”一样做哲学能做到的事情，也能“放下身段”做到“不放下身段”的抽象的哲学所做不到的事情，除非两者最终融合为一个东西了．
【记者】 这个趋势是有可能的．您用系统语言对电脑程序的描述也很有意思！
【常远】 人类创造或运用任何方法，都是为了实现某个目的，或用系统语言说成是“使特定的系统整体达到某种状态”，也就是说，任何方法在本质上无非是要用于认识或处理某个系统的手段．这样，我们就可以用系统方法(或更准确地叫“系统框架”)把其它各种方法都整合，所以，系统方法或系统框架它比任何方法都重要。
【记者】 那您能不能结合生活中的一些实际例子，用更通俗些的语言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系统工程？
【常远】 那我就从大家都在用的“问题”这个概念开始吧！
无论生活中什么人在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说，他是在认识或解决着一个问题。比如：您毕业后想到一个好单位工作，这就是一个就业问题；您想找到自己满意的另一半结婚，这就是一个婚姻问题；您想考上硕士或博士研究生，这就是一个升学问题；您想做成功一个企业，这就是一个经营问题；您想吃上一顿物美价廉的好饭，就是一个就餐问题……等等．这些都可以被称为“问题”．
那么，什么是“问题”呢？
大家可以从各个角度去对“问题”做出定义．我们也可以基于自己的常识，运用系统方法或系统框架，对“问题”做个专业而简单的定义，分这么为4步：
(1) 任何问题都与一些因素有关吧？比如说婚姻问题，就与对方的才气、长相、其他情况以及对方父母、我方父母等等一系列因素有关．对每个因素，我们都可以用一个圈或者一个点来直观地表示。
(2) 与同一个问题有关的各种因素之间，总是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素间的这些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使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仍然举婚姻问题的例子，对方父母对我有什么影响？对对方有什么影响？对方的各种因素对我有什么影响？……对各种因素之间的每种关系，我们都可以用连接两个圈或两个点之间的一条线来直观地表示，线的一端的箭头表示一个因素对另一个因素的作用关系．
(3) 现在，我们再看看“系统”的定义——由若干个因素(或元素、部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整体，就是“系统”。
(4) 那么到底什么怎么定义“问题”呢？当我们所面对的某个系统处于我们所不满意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是一个问题。所以，“问题”就是特定的主体(既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时组织或非组织群体)所面对的特定系统所呈现出不满意状态，简言之，问题就是“系统的不满意状态”。
什么是解决问题呢？解决问题，就是将系统从当前时刻的不满意状态，转变为满意状态的过程。
那么，什么是认识问题呢？认识问题，就是对某个系统的构成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关系掌握的过程．用系统工程的专业术语来说，就叫对某个系统建立模型，简称“建模”．这与人们的常识也是一致的——人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一旦觉得只用语言说不清楚的时候，就开始用手或其他东西比划起来了，比如我在给您说一件事情时，把这个杯子放在这里代表一样东西，比如代表婚姻问题中的对方父母，脑子里面装的信息用一个具体东西来表示，就是一种最简单、最常见的建模方法，沟通起来很有效，也叫“模拟”．在模拟活动中，我们把自己所处理的那个事物称作“原型”，把用来代表“原型”的东西就叫“模型”。
【记者】 您再举个例子吧？
【常远】 比如说，您刚才给我拍照片的过程，就是一个简单的模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本人就是原型，您所拍的照片就是我这个人的一个平面图像模型，而您则是建模者。您刚才在门卫那里办来访手续时签的名，就是您这个人的一个最简化的字符模型．但是，一个模型如果太简单了，它对构成“原型系统”的因素以及因素之间关系的描述能力可能很有限或者不充分，这时，我们就会给模型增添更多的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更多的“圈”和“线”，把事情(即“原型系统”)描述得更充分。
所以，刚才说到的系统工程中的“系统”和“模型”这两个概念，我觉得非常重要．重申我一下：
(1) 任何事物、任何问题都是一个系统——组成系统的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构成了“系统”这个整体．
(2) 当我们希望把某个系统(即“原型”)变得更好时，我们对构成它的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各种关系的认识，就是对“原型”建立的“模型”．我们通过模型，可以预先模拟改造“原型”的效果，包括在“原型”上不敢尝试的效果。比如，人类用小动物做药物实验，就是因为有些实验直接在人身上做，可能会给人造成较大的损害，冒不起这个险．但小动物毕竟不是人，小动物实验只能部分地模拟药物用于人身的效果．
对小动物所作的药物实验，动物保护主义者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局整关系”，提出反对意见．这就涉及价值系统的复杂性了，就是不同的社会主体从各自的价值观出发，来确定何为整体利益、何为局整利益，并据此进行利益的取舍或平衡，为了整体利益舍掉局部利益。当然，世界是不变的，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或目的，会对世界建立不同的模型，他们都在努力使他们所面对的那个系统达到满意状态。
【记者】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专门学习过系统工程，实际上都是建模，都在从事着运用着某种系统工程？
【常远】 对了！不管人们是不是系统工程专家，他们客观上都在对自己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原型系统”建立着在水平上参差不起的“模型系统”，并且通过这些“模型”来了解“原型”、改造“原型”．人们把他们认为的“原型系统”从不满意状态变到满意状态，就叫“达到目的”。“目的”其实就是人们希望特定系统所达到的满意状态。解决问题，就是使系统由不满意的“当前状态”变为满意的“目的状态”的过程。所以，什么事情都能用系统工程来解释。
我们做任何事，包括搞研究、写文章、谈恋爱、做生意、玩政治、玩军事等等，其最终目的，无非是让某个系统从当前的不满意状态变到满意状态，不管你懂不懂系统方法，你客观上都是在试图调控某个系统．所以，系统方法在方法论体系中具有整合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的方法，它是一个“超方法”，或者叫“元方法”。
【记者】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常远】 它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您可以用一套理论来解释所有的事情，把所有的方法充分整合为一种方法。过去有人说，系统方法属于边缘学科，属于跨学科方法……我认为，它不是边缘学科，而是任何学科之上的“超学科”方法、“超领域”方法．因为任何学科．都是在研究不同领域的因素和因素之间的关系．在“超领域”的系统方法中，所有领域的问题都可以描述为系统问题。比如说化学问题，就是研究物质系统在原子级上下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转化的问题．以水分子(H2O)为例，它是一个分子级别的系统，向下可分解成2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这3个元素，它们之间通过某种化学关系构成一个整体，3个原子又是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可以一直分解到物质系统的极低层次。
我们把自己的目的定在哪一层，那么，与这一层目的有关的第1级因素构成的整体就可以被视为“系统”．如果我的目的在原子这一层，那么原子就叫“系统”，低于原子层的原子核和电子就叫“元素”或“子系统”了。
这也就是说，“系统”概念是相对而言的，我们总是将能够实现自己某种利益的系统状态定为“目的”，“目的”在同一层的就叫“系统”，低于这一层的就叫“元素”或“子系统”，如果还要考虑元素下面的元素以及子系统下面的子系统，我们就可以把第1级元素叫“1级子系统”，把第2级元素叫“2级子系统”……以此类推。“子系统”对于它的上一层而言也就是“元素”，只不过我们要考虑构成这个“元素”的更小的“元素”时，这个元素就可以作为一种“系统”来看待，也就是“子系统”。问题的关键是，给您带来利益的目标在哪一层，您就可以将哪一层定义为“系统”．
我们使某个系统从当前状态达到满意状态，所从事的所有工作，就叫做“系统工程”。顾名思义，“工”就是工作，“程”就是程序或过程，“工程”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整个过程，为了认识一个系统或使一个系统达到满意状态的工作过程，就是“系统工程”了！
“工程”这个词，在系统工程中是作为哲学概念来使用的，不仅限于土木建筑工程等“工程”。比如说，现在我顺手拿起一支笔，一般没有人会说它是一项“工程”，只会说这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我如果跑下楼去街上给您买回一支笔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了，而是一系列动作所构成的一项“活动”．当一大堆动作所构成的整体复杂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就会说：“这是一项工程”。
用哲学语言来说，“工程”是一种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大到一定程度的规模性。比如，计算机的程序都是由一条条指令构成的，指令就相当于每个动作，当构成程序的指令多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工程”味儿了。您给计算机一条指令，比如让屏幕上显示一个字符，这就是完成了一个动作；当用Word显示一篇文章时，电脑要考虑很多因素，它要决定每一个字节的信息存放在什么地址，决定屏幕上的每一个像素亮起来还是不亮，分别存贮在不同地方的同一个文件的各部分需要自动地协调起来……从机器这一层来看，工作量是很大的，这就成了工程。从哲学上看，今天的“实践”概念可分为人工实践(人类直接从事的实践活动)、自动化实践、人机复合型实践．你采访我时的一系列提问和回答，就是人工实践；任何电脑程序都是一种“自动化实践”；您在采访中利用录音笔录音、利用数码相机照相，这就成了人机复合型实践。所以，现在的“实践”概念应当是广义的，但很多哲学书上的实践还局限于人工实践呢，自动化实践在许多情况下比人工实践的要高出很多倍呢。今天的机器对人类来说，可是高度勤奋的好助理．
(2) 大到一定程度的复杂性．
(3) 科学性．
(4) 实效性．
符合上述4大特征的实践，就是“工程级实践”，简称“工程”。
一项系统工程所涉及的因素，可以从抽象到具体地分为好多层．
(1) 最抽象的一层，叫“理念层”或“哲学层”．
(2) 哲学层下我们需要具体地研究事物的规律性，这就是“科学层”，科学也可以分成基础科学层、技术科学层、应用科学层等，传媒原理就属基础科学层，而新闻学、非线性编辑等等就属于技术科学层或应用科学层了．科学层的研究成果可以转化为一些更具体的东西．
(3) 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各种规范(如规章制度、技术标准等)，就叫“规范层”．如法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法律条款，录音研究成果转化为录音技术标准；
(4) 许多科学研究成果被转化为“技术层”的东西，包括方法以及物化的技术装备或技术设备。
(5) 改变事物没有主体是不行的，因此就要有“主体层”．
(6) 主体处理的对象，就是“对象层”或“资源层”．由于人是最能动的主体，而不是想原材料那样的“东西”，所以，我反对把人力资源(钱学森先生提出的相应概念叫“人才系统工程”)放在“对象层”或“资源层”．能动的主体在理念与哲学指导下，运用科学知识，按照规范，运用技术方法与技术装备，对资源进行加工，产生预期的结果即“产品”。ISO 9000把“产品”定义为“一个过程的结果”，多抽象呀，是个哲学概念，比如，我对您说声“您好！”就是给您一个很简短地表达问候的精神产品。您的采访也是，您获得被采访者的一些信息资源后，经过加工，形成了一篇采访稿，这就是“产品”．“资源”和“产品”概念都是相对而言的：从输入端所输入的就叫“资源”，从输出端所输出的就叫“产品”．比如：在一个螺丝钉生产过程中，输入端所输入的金属等原材料就是“资源”，输出端所输出的螺丝钉就是“产品”；当我们把螺丝钉用于航天飞机的生产过程时，输出端的航天飞机就叫“产品”，输入端所输入的所有零部件包括螺丝钉就都叫“资源”了。
(7) 上面6层都是一些静态的描述，但最后总要把各层的因素都互相协调起来，使“原型系统”从初始状态到满意状态，就形成一个“过程层”。无论是抽象的东西还是具体的东西，都被安排在改变“原型系统”的具体过程及一个个动作中去了．
【记者】 您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可以用于万事万物？
【常远】 对呀！“I→P→O”(输入→处理→输出)架构是个通用的描述工具．系统工程里面“I→P→O”架构，是从信息科学技术领域里引入的．一台计算机就是一个信息的输入、加工、输出系统。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信息构成的，在系统科学里，可以进行“超领域”的物质、能量、信息及其任何组合形式的“I→P→O”架构分析，不再限于信息系统领域。
既然一切问题在客观上都可以说是一个系统，那么系统方法就是普适的，适用于所有领域。哲学里面关于“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的基本观点，用系统架构来说，就是世界是有无数因素直接或间接地相互联系所构成的系统．但哲学里讲的联系一般都是很抽象的，相当于系统工程中的“理念层”．而在系统工程里考虑的，还包括具体解决一个问题所需考虑的所有具体的东西，比如说航天飞机要发射成功，要考虑各种零部件的工作情况、考虑系统在环境中会受到什么干扰，考虑系统预先设定哪些指令等等，这是要实实在在地控制一个系统，使“原型系统”实现我们所满意的变化。可不能“高屋建瓴”地发完一通空头评论就走人了！
当我们要具体解决某个问题时，会把它细分为更多具体因素构成的系统，有些因素我们是可以控制的，有些因素是我们不能控制，只能去适应．如果原型系统是可以控制的，我们就可以把目标定为“最优控制”； 如果原型系统是不可控制的，我们就只能把目标定为“最优适应”．随着人类认识不断提高，不可控的因素可能会转化为可控的因素，比如原来天上下雨是人类完全无法控制的，但现在我们可以用科学技术手段而部分控制了；当然，原来以为完全可控的因素，可能后来会被发现其实不是完全可控的。
只有充分地考虑到改变系统的整体状态所必须考虑的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解决具体问题。如果只用哲学的观点很抽象地、原则性地考虑系统，是不可能解决具体问题的。“理念层”、“哲学层”的东西，只是一个指导。
整体上看，系统工程的特点就是，通过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多层次的综合集成体系，使特定的原型系统达到满意的状态．
【记者】 这些就是系统工程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特性，对吗？
【常远】 对！再附带补充两个概念：“边界”与“价值”．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我怎么才能喝好一杯水都可能涉及太阳系呢——假设现在是大夏天，我如果倒满一杯滚烫的开水，因为太烫，就没法喝；要是我往杯里只倒入一点点水，勉强覆盖住杯底，把他在杯壁上晃一晃，水就会降下温来，但水太少，根本无法解渴。现在让我们设定这样一个问题：到底该往杯里一次倒入多少毫克单位(mg)的水，才能使我立即喝水时，既不烫嘴又尽量解渴？当这个问题的精度是毫克级时，会涉及很多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1) 我的嘴对温度的适应范围是多少？毕竟是我来喝水嘛．这个范围越小，解决问题的精度要求就越大．
(2) 需要测定水的初始温度是多少？初始温度越低越不容易烫到我。
(3) 杯子的初始温度是多少？杯子如果刚在冰箱里冰镇过，水一倒进来温度就会降低不少．
(4) 杯子的导热率是多少？当杯内水的温度比杯外温度高时，杯子的导热率越大，那么水的温度通过杯子传递给室内空气的效率就越高．
(5) 室内的温度是多少？室内温度越低，杯里的水就越容易凉下来；室内温度越高，杯里的水就越不容易凉下来；
(6) 室内温度还取决于门窗及墙壁的导热率．导热率越大，那么水的温度通过杯子传递给室内空气再传递给室外空气的效率就越高．
(7) 室内温度又取决于室外温度的大气温度．是晴天还是阴天，温度是不同的．所以要实时测量云层的状况．
(8) 室外温度还取决于地球上的季节，如果是冬天，天寒地冻，那么水凉得快些；如果是夏天，天气很炎热，水很长时间都不会凉。这就涉及到地球以外的重要因素太阳了，地球上的季节是由地球绕太阳公转的位置和距离决定的．
(9) 倒水时精确到毫克，恐怕要用一台有较高精确度的机器来倒．
…… …… …… ……
当问题的解决方案要精确到1mg时，还得安装很多温度传感器在室内、门窗墙壁、室外周围以及低空、中空甚至高空中，还要动用气象卫星实时监测云层对房屋温度的影响，还要请专家研发计算机预测模型，用于预测向杯中倒水的瞬间所涉及的成千上万的各种变动态量及其相互关系……够麻烦吧！
【记者】 晕！
【常远】 人们认识和解决任何问题，都是为了追求某种利益．衡量利益多少的标尺，就是“价值”．系统工程中有个分支叫价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 VE)，其基本原理是：
功效(Function, F)
价值(Value, V)＝—————————
代价(Cost, C)
这个公式的意思是：任何事物的价值(V)，等于这个事物给人带来的功效(F)，除以达到功效所需要付出的代价(C)。当我们达到同样的功效(F)时，那个方案付出的代价(C)小，那个方案的价值(V)就高；当我们付出同样的代价(C)时，那个方案得到的功效(F)大，那个方案的价值(V)就高；当我们得到较低的功效(F)时，付出的代价(C)更小，价值(V)仍然会更高；当我们付出较高的代价(C)时，得到的功效(F)更大，价值(V)仍然会更高．
比如同学们从宿舍去水房提水，一条路有600米，另一条路有100米，您肯定会选择走那条100米的路。因此，理性地讲，每个人的行动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价值(V)最大的方案。即便您为了见到一位心理十分仰慕的异性同学，天天故意绕远路去提水，也是符合价值工程原理的，因为您的目标设定了更大的功效(F)，除了提水(F1)，还有见人(F2)呢！(笑)
上边的那个倒水的例子中，如果投入的代价(C)是几亿元，达到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我喝杯水，其功效(F)假如只值1元钱的话，那这件事的价值(V)就是几亿分之一了！
【记者】 太得不偿失了！
【常远】 所以，我们的认识与解决任何问题时，需要确定自己为了达到什么样的功效(F)，并打算付出多大的代价(C)．我们考虑的因素及因素间的关系越多，代价就越大．拿出我们的笔，在“宇宙万物地图”上适当地划出一个圈，圈内就叫“系统”，圈外呢，就叫“系统的环境”，这个圈就叫“系统的边界”．
【记者】 我的理解是：边界划小了，问题解决不了；边界划大了，解决问题的代价就变大了．
【常远】 可以这么说！但由于世界的复杂性，边界到底该划多大，常常是很难确定的．
用系统眼光看世界
【记者】 那您怎样用这一观点分析人生呢？
【常远】 人生也一样，人生理想往往也是一种价值(V)相当大的系统状态．
别人读本科时学了一个专业，而您却学了两个专业，您付出的代价(C)当然要比别人大了，就算大了1倍吧！但您达到的功效却可能会比别人高1倍以上，因为您可能会因此得到比对方两个人就起来还更多的机会，比如求职时，您是作为多能人才，中选的概率比别人大很多，可能不仅仅是您付出比别人多1倍、获得的也比只别人多1倍这么简单，有可能比别人多了1.5倍、2倍甚至更多，最后导致您的价值比别人更高，雇主方会用您而不是用别人，因为您给他创造价值的潜在能力更高。
再比如说，如果您学历高的话，一般来说会被认为处理问题的水平也比较高(相当于雇佣您的F比较高)，假如工资(雇主方付出的C)一样，雇主方会认为招录您更划算(相当于雇主方的V更大)．但是，如果把您招进来后，发现用您还不如用一个大专生水平高，即使年学历高，雇主方也可能不会再用您了，因为雇主方并不是光看学历，学历只是用来证明“I→P→O”架构中P到底有多大的依据之一，只是您处理问题的能力的一部分，雇主方更看重的是您运用自己的P(能力)给他创造的O[产品，相当于价值(V)]，雇主方发现您的加工水平(P)比较低、给它带来的价值(V)比较小时，它就会把您淘汰掉。
所以，不管是人生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您就都可以运用系统方法进行统一的观察、分析和解决．这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强大的整合感．
凡是可控性高的系统，您就会设法去最优地改变它；凡是可控性低的系统，您就会设法去最优地适应它．这样，您的方寸就不容易乱了，也不会太烦恼了，因为您知道，至少每一个人自己都拥有一件金钱无法衡量的无价宝，用得好，可能换来任何东西。
【记者】 是什么呢？
【常远】 那就是每个人拥有的时间。
【记者】 我看您制作的一幅《人生铭》作品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把每年、每月、每周、每一天，都换算成了小时、分、秒？
【常远】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用时间来衡量的。
价值也可以分成两层，底层是“有限价值”，上层是“无限价值”。有限价值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能用货币衡量的价值，比如说做一个项目我能赚多少钱，比如说我得到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如果是长期的话，我得到的是有限价值。有人说，我要去实现无限价值，比如说爱因斯坦，做出了这样的发明以后，直接实现了人生的梦想，梦想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这就是更高级的人生了。人生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生其实就是不同的时空块儿，现在这两个小时你在这儿，这两个小时你耗费了，这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比如说你在学校的大范围内学习学了四年，这又是一个时空块儿，这些一个个时空块儿就构成了你的整个人生。系统工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人总是追求整体利益最优，整体最优不一定就是局部最优。
【记者】 这怎么理解？
【常远】 一般人们都会觉得整体最优局部也要最优，因为整体都是由局部构成的，每个局部好了整体一定就好，但是这个在系统工程中就不一定成立。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成语中的“田忌赛马”，就是古代战国时期田忌赛马的例子，田忌有上等马、中等马、下等马，齐王也有上等马、中等马、下等马，但是在封建社会里，权利越高拥有的资源就会更好，所以国王拥有的上等马比将军的上等马要跑得快，国王的中等马比将军的中等马强，国王的下等马比将军的下等马强。国王是一个子系统，将军是一个子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博弈系统，将军的三种资源加起来价值远远小于国王的资源，这就是线性关系(比如1+1=2就是线性关系)，这样看来将军就不可能赢。这时候系统工程就有个特例，就是整体最优不一定局部最优，有时候局部最劣才能实现整体最优。再比如参加考试，一个人想玩，想舒舒服服；但是另外一个人每一天都不玩，他刻苦学习，每一天的局部不一定都是快乐的，但是这样下去，几个月以后，他考上博士了，但另外一个人没考上，当考试结果揭晓的时候，曾经每个局部快乐的人痛苦开始了；而每个局部不快乐的人快乐开始了。这就是整体，一个快乐的整体是由一些不快乐的局部构成的，而一大堆快乐的局部最后构成了一个不快乐的整体。当然这也不绝对，有的人学习的每一天人家都感觉很快乐，最后整体也快乐，这样子更好。田忌赛马这个例子就是一个极限的例子，就是这个里面只有通过局部实现一个最大的失败，才能取得整体上唯一成功的机会。最大的失败就是当国王出最快的马的时候，将军出最慢的马，这样将军局部的损失是最大的，然后国王出中等马的时候将军出上等马，国王出下等马的时候将军出中等马，将军轻易就赢了。这种局部最大的失败换取了整体上唯一成功的机会。这里面就包含了无数人生的哲理了。这就是我用系统观点，从“局整关系”的角度，分析了这一个问题。整体最优，不一定局部最优，这也是系统工程的一个核心问题，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个问题，卡内基经常写一些励志的书，比如《人性的弱点》，这么多年我通过研究发现，人性的弱点有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弱点只有一个，就是人们明明知道自己设计的整体应该是这样子的，本来他知道每个局部都应该按部就班的做，但是人往往是追求了局部的快乐，最后，没有实现整体的成功。他的整体和局部是矛盾的，他知道为了实现一个整体，局部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他做不到，这是所有人最根本的缺陷。整体上他明明知道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最后局部上就是管不住自己，自己有些局部的东西跟整体不是一个方向的，这就是中学你们物理里面学过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当力之间的夹角越小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夹角越小的时候，人生系统就会走的更远，当夹角等于零的时候，每一个局部与整体是高度协同的时候，那人生潜力的极限就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了。但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中，局部与整体的夹角都很大。随着认识的提高，人生的系统在调整，目的在调整，手段也在调整，问题就在于，你当前设计的这个整体，在你还认为这是最好的时候，局部就要控制夹角最小，但是人们往往控制不到，就是人生失控了，所以最后就没有成功。整个人生，无论失败还是成功，都可以用局整关系来解释。成功的人生，每一步的行为都有它的价值。有的人，在人生很早的阶段就吃亏了，吃了很大的亏，最后他发现，这次吃亏太大是由于夹角太大，局部与整体间太分散了，于是以后就不分散了，最后就成功了。吃亏让人发现吃亏的原因是什么了，根本原因是“局整关系”的冲突，以后使冲突减少，就会取得巨大的成功。所以这是对“吃亏是福”的一种解释。如果没有吃大亏，你就可能一直处于夹角比较大的状态，你的人生还不如那个吃大亏的人走得远，所以这时候吃亏就成了一种“福”了。而且一定是大亏，如果不够大，刺激跟影响不深，你依然不会把夹角比别人缩得更小，所以你成功就不如那个吃大亏的人。因为人是需要吃大亏才能获得成长的，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最好在人生的早期，多受挫折，有可能是很大的挫折，然后找出吃亏的原因，通过这些，改变自己。还有一种人生，是不吃亏的，就是一开始就对于某一件事很着迷，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与整体一致的，而且他所做工作量比别人都大，这样他也能成功。
【记者】 那您是属于哪一种？
【常远】 我是一开始想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后来就是偶然，因为如果按照我原来的兴趣，肯定是考理工科的，也有可能搞系统工程，就像什么电路设计等等的，但是那样可能就不会接触社会，这样可能就会有一种缺陷，就是把事情简单化，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更加复杂的，钱学森同志把这个叫“特殊复杂巨系统”，因为你在跟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有时他的表现可能与他的内心不符，这是非常复杂的，很难正确建模。后来由于研究了社会系统，这跟自然系统区别很大，当我把它们统一在一起的时候，我这个系统方法就更具备普适性了，否则我学的是系统方法，但是用可能只局限于电路领域，最后可能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思维，没有真正的“超领域”，理论上这个方法有“超领域”的潜力，但是由于人的接触面太窄、阅历太浅，没能发现它的那些潜力。我这就是因为小偷把我的东西给偷了，我今天才能跟你谈“系统”，要不然我最后可能没有研究社会系统。
【记者】 所以，被小偷偷是您吃的一个大亏？
【常远】 这是一个，那时候被气得……因为你想那时候最喜欢的东西，被小偷偷了，所有的东西被一卷而空了，而且这是自己当时最着迷的事儿啊，每天下课就回来研究，买冰棍的钱还有家长给的零花钱全都用在这上面了，就是骑着自行车，到处找那个无线电商店，买电阻、买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哪个便宜，哪个好……天天就想着放学，中午那会而也跑去买元器件，全部就着迷在这上面了，最后一下子这个打击，心里气的不行。再一个就是因为上大学，用系统工程观点答题，很多人当时也是不理解，包括有些老师，也不理解，这也是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但这个挫折恰恰阴差阳错使我联系到了钱老，而且刚好钱老提出法制系统工程了，响应的人碰巧也很少，法制系统工程也处在不是很好的状态，没有蓬勃的发展，然后又碰上我这个不好，两个不好碰在一起，至少是使我自己走上了法制系统工程的道路，后来从事了更大的系统——社会系统的研究。
【记者】 这就是您人生的重大转折？
【常远】 对，这个就是局部上吃亏了，整体上“沾光”了的例子，这个吃亏真的成福了。但是，局部上吃亏了，整体上也吃亏，这就不是“吃亏是福”了，这就是祸了。祸就是祸，不会变成福，但是局部的利益损失最后给整体上带来了整体利益，这才是真正的“吃亏是福”。而且你是有意识的，你知道，为了要取得整体的成功，局部上就要吃最大的亏，这就是知道要怎么吃亏，而且设计自己要怎样吃亏，但是这是为了整体最优。这就是智慧的水平。
【记者】 我听您的学生说，您被您的学生们戏称为“常提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呀？
【常远】 “常提问”是说，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始终不要因为局限于这个问题，而丧失了对整体的把握．因为系统工程所要追求的，是系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我在这么多年中，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也是因为过去吃亏，最后就思考能不能减少吃亏，能不能使所做的事情更有意义，因为这个习惯，所以我的学生就简称我为“常提问”．
“常提问”3个字中，“常”指平常、恒常，就是永远的意思；“提”是提升的意思；“问”就是问题。“常提问”3个字合起来就是说，当我们碰见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先不要急着钻进某个系统里面去解决问题，而是先要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从系统工程的“I→P→O”架构来看，任何问题都是由于一个坏的“I→P→O”过程中，输入了某些因素，这些因素通过某些相互作用，最后产生了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结果。，因此，我们要由果溯因，找两方面的原因——一种是内因，一种是外因。“I→P→O”也可以理解成，I是外因，P是内因，因为事物的发展有些是人处理的，有些事是事物本身发展变化的，最后产生了结果，也就是问题。最后我发现，任何一个问题我都要先看看它是由哪些因素组成的，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就先研究这个系统。因为任何问题都是系统的一种不良状态，当你研究一个系统的时候，你就上升到另一个级别了，就是从事物的整体来看问题了。也许你原来不提升这个问题，你看问题就是，遇到这个问题就怎么办；你提升之后就发现，你其实可以不那样办，你可能用一种付出代价更低或者是获得的功效更大的方案，或者说，在提升之后，你发现，局部可以不损失，或者局部可以损失但是避免了整体的损失。由果推因，这样就进入了事物的本质分析，从更高层次来分析、解决问题了，这就是“常提问”，永远提升问题，这样使你从整体上看待问题，最后也许发现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了。我也常说的一句话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是，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低层次你在解决问题，当你发现更高层次的时候，也许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也许做另一件事情的时候，付出的代价更低，或者获得的功效更大，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即使付出的代价更高，但是获得了更大的整体，可能一堆问题都解决了，这个代价相对于整体的功效来说，又是很小的了，也就是最后的价值比原来直接解决这个问题的要大得多了。这就使你从更高的水平来把握问题了，人生也是这样的。人生也经常要“提问”(提升问题)，不能说上班工作就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干什么？钱就是货币，它代表了一定的财富，是一种符号，货币是一个模型，它模拟的是财富的价值量，货币可以超越某一领域，去换取更多的财富，当然只指货币可交换的有限价值，有些价值，比如人生的梦想实现、找到一个永恒的爱情是货币没办法买到的。所以至少是用有限价值去换的时候，换来的是实现无限价值的手段。所以当你站在更高的层次来看的时候，发现，钱只是一个手段，不能光为了赚钱而赚钱，不能只为了手段而失去了目的，失去了追求的理想。
【记者】 您曾经也说过，教育是帮助被教育者实现其人生系统工程的重要手段之一，您怎么理解教育？
【常远】 我认为，教育是一个过程，说到教育，不得不提到另一个词——“学习”。社会整体委托一个教育机构把全社会的知识灌输给某个个体，从全社会把信息、知识输入给人的这个过程，就是教育过程，主导方是教育，而个体到网上去查资料，或者去买书，然后从整体上获取信息的过程是由个体来控制的，这就是个体的学习。教育是它来控制我，当然如果你把教育广义化，比如说自我教育也就是学习也可以，关键是你怎么定义这个边界。我们定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与它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环境”也有关，但是那是次要的，我们一般只围绕这个系统。“教育”，我的定义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信息(知识)传递关系，我认为教育最后的主体是人，学习比教育更重要，如果一个人不学习，教育也是白教。有时候学校教了很多东西，但是个人学不进去，所以最后很多都没学会，那这个教育就没有什么有效性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己愿意学习的话，教育的有效性就会高。我认为，教与学是两件事，学更重要，所以我造了一个词，叫“Leducate”，可以翻译成“学教”，就是“Learn + Educate”。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看，师责重于泰山，因为教一个人有两种概念，一是“经师”，一是“人师”。“经师”就是我向你传授某些知识就完了。人都是要自己实现人生系统工程的，学知识只是一个手段，是为了实现我的人生理想积累的一些能力，或者说是为了提高处理能力的一种积累。但为了要实现整个人生的最优，作为老师如果说更负责任的话，应该明白为什么要教学生知识，这是为了使每一个人成为成功者，这就是人生系统工程，当一个老师的目标是，通过自己已有的知识帮助学生实现他的人生系统工程整体最优的时候，这个老师就应当被称为“人师”。有的时候有的老师虽然也想当“人师”，但是他可能不具备这种素质，他不懂得到底应该怎样指导学生的人生，也没有足够的阅历，这样去做“人师”也会很危险。有的老师可能用一种很幼稚的社会观教育学生，比如见了什么人都要直言不讳，在学校里直言不讳没什么问题，换成在社会上学生有可能就会吃大亏，比如学生去应聘，看到招聘者后说，“您的嘴怎么长的是歪的”，这是直言不讳了，但是这种直言不讳会让学生在社会中吃大亏。所以说，面对复杂社会的时候，人事部经理招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控制他，他是主人，所以我们只能最优适应，我们不能最优控制他。所以系统总是要在环境中实现演化的，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今天所有不适应环境的物种都已经被淘汰了。、
【记者】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想请您谈一谈自己对“无为金字塔10法则”之“仁”法则的认识。
【常远】 “无为”是老子《道德经》里面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举个例子，大家都明白的“办事”，比如我能不能找一个好工作，能不能给我的子女安排个好工作，我求人给批个文件……这都叫“办事”，实际上也是一个系统，比如说我办的厂子没有得到批文，我变成得到批文，也就是企业系统从这个状态变到另一个状态，然后我这个人生现在没工作，我得到那份儿工作就是我满意的状态，这叫“办事”，这也叫“状态的变化”。办事实际上也是实现系统的转化，“事”就是由若干因素组成的系统，这与解决问题是一回事，认识问题相当于建模，认识问题也需要知道为什么要认识问题，有时候没有原因，就是为了单纯的认识这个问题；有时候不单为了认识问题，认识完之后还发现这样做能给自己带来利益，于是就开始解决问题了，又开始实践了。所以有的活动就只是认识而没有实践，有的是有实践的，但是实践都要以认识为前提，实践都要联系到认识。那么我要达到一个特定的目的，必须要了解系统的因素，了解到某个精度，系统间的关系也要了解到某个精度，如果我建的模型达到这个精度，就是认识了问题，所以认识就是建模过程，实践是改变原型的过程。你现在问我“仁”怎么看，我就把它看作是一个系统，“仁”这个字是由什么系统构成的呢？“仁”是一个系统，把它分解成两个元素，它是由一个“单立人”和一个“二”构成的，“单立人”就是“人”的一种变体，“二”又可以分解为第三级子系统，两个“一”。所以这个“仁”是由“人”字、“二”字、“一”字、“一”字这四个字构成的三层次系统结构，整体这个字就是一个五个字的系统，这样的分析就是语言系统分析，这两个人不是两个人，它表示两方人，“本方”和“彼方”，整个世界也可以看成是一个集合与它的补集，这是一种二分法，辩证法就是一种简化系统分析，就是一个系统由一大堆因素构成，现在定义这些因素为“一种因素”和“非这种因素”，“非这种因素”里还包含“反这种因素”，因为这个事物以外的并不一定都是与它对立的事物，比如说水以外有火，那还有铁还有非水非火呢，就是有非有反，非包含了反，所以辩证法是抓主要因素进行的系统分析，就是对立统一的两个部分相互作用，是一种简化分析方法。哲学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在最高层次，与系统方法并不矛盾。当我方与彼方打交道的时候，仁义道德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我对他方好，他方对我好，这就是所谓的“仁义”，只要别人对我好，我就会说这个人“仁义”。“仁义”都是主观的，比如说，这个人对我好，我的敌人就认为这个人不好，所以什么是“好”和“坏”？主体对我好叫“仁”，这涉及到价值评价，对我好无非是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价值。所有人说任何一个事物好，都是这个事物带给了他很大的价值。什么是“坏”呢？就是这个事物使你的价值减少了，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坏。所以“好”与“坏”并不是绝对的，它们是相对的，都是什么主体，根据什么准则，评价了什么事物。一个主体根据一个准则使得价值增大就是好，使价值减小就是坏。所以一个人给我带来了利益就是好人，如果给所有人带来了利益，我们说他是大好人或者说是至善；这个人做的事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我们说他是至恶，所以“善”与“恶”也是相对的。那么什么是“仁义”呢？他对我好，我说他“仁”，我对他好，他也觉得我“仁”。但是世界是复杂的，你对他好他也可能对你好，也可能对你不好；你对他不好他对你一般也不好，有时候对你好，这样你说你怎么判断呀？一个人口头骂你但是他心里其实爱你，比如家长打小孩是为了小孩能够成功，小孩子就觉得他吃亏了就觉得这是一件坏事，这都很复杂。那么这个人会对我好还是不好呢？理论上我也拿不准，但我如果要从别人那得到好的评价，我就要尽量使我做的所有事对所有人都有利，这样我就最容易成功，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我好，别人会和我进行利益交易，我们把这称作“广义交换”，我做的工作好，单位给我发工资；我做了某一项公益事业，社会为我颁奖，会使我成为名人……这都是一种利益，有时是货币可衡量的，有时是不可衡量的。比如爱因斯坦做了一件事，对人类非常有益，他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一般来说，你对所有人好，你自己也会更好，失败的概率会最低，这也是“无为金字塔10法则”里的另外一个法则“广”法则。你生产的产品，用的人越多越好，这样你成功的概率就会最大。还有刚才说过，世界很复杂，我分不清楚别人到底是不是对我好，那么根据“仁”法则，这个实际上也很好判断，因为人就是本方，我们可以称之为主体，主体也可能是一个组织，当两方主体的时候呢，虽然不知道它们会怎么样，但是每一方主体其实都是“另一个我”，我是“另一个他”，我们有一件事是共同的，就是每一方做的事都是这一方在追求自己认为的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不变的。根据这个原理就可以推测对方的行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的话，它也在追求他认为的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认识不对称，你认为这个事物好的时候他有可能认为这个事物不好，所以你们做的事情会有不一样。但背后更深层又是一样的，这里我和我的同事在八十年代造了一个词叫“REALIZER”，这个词是名词形式，它的动词形式有两层含义，第一个意思就是理解、领悟、领会，就是你建了一个模型能够模拟他的那个原型了，比如说你采访别人，别人给你说他的观点，你跟他说你理解他的意思了；第二个意思是，要使一个系统从当前一个状态变到另一个满意状态，然后我脑子里建立了一个当前状态的模型，我在脑子里控制这个模型使它变到满意状态，使一个原来比较空洞的满意状态变成了一个实体，这个过程我们叫“实践”，它不单是实践，还要达到一定的结果——实现了。因为实践有可能是失败了，所以这里指的是成功的实践和成功的认识。所以这个词就是成功的领悟和认识世界和实践成功的主体。这个主体总是尽量用自己已有的资源来改变系统使它变得更加符合自己的目标，这样的主体就是“REALIZER”。“仁”法则这个“仁”呢，实际上每一方主体都是一个“REALIZER”，他都在自己认识自己所认识到的价值和实现他认为的人生价值，这个是不变的，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判断对方了，所以对方的行为原来是不可预测的，现在就变得相对可以预测了，你就知道他不管是干什么，他都是为了自己更有利，这样你判断他的行为的方向就没错了。比如就业，你是潜在的受雇方，对方是雇主，你找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仁”法则，就是我希望他对我好，就是雇用我；可是雇主方为什么要雇用你呢？因为你能为他们带来利益，你的处理能力能为他们带来多大的利益，他就会选择是否雇佣你，因为他认识到的利益，代表了他组织利益的最大化。这里面还涉及到，如果招聘的一方，这个组织不是它的，他也会有私心，他也要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他现在这个工作就是能给他自己带来收入最多或者地位，能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所以他与组织之间也是一个“仁”法则，组织和他也有一个“仁”，这是一对儿关系，雇主方与你又是一对儿关系，所以他招聘你的时候有时候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这时候不一定能给组织带来最大利益，但是他也会用你，这也是“仁”法则，因为每个主体，它的目标和组织的目标可能兼容也可能不兼容，但他能决定或者有控制权的时候，他就会通过控制行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真实的世界。所以“仁”法则就是每一方主体都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
【记者】 那您还有一个观点是关于“上玩之道”的，您说过，“下玩之道，玩物丧志；上玩之道，玩物尚志”，那么对于大学生而言，现在大学生兴趣爱好也比较广泛，到底什么是您所说的 “上玩之道”呢？
【常远】 “上玩之道”就是我说的“价值”。“下玩之道”一般就是“玩物丧志”，就是说我玩一个事物的时候，丧志。“志”就是志向，实际上就是使自己的人生能有更大的价值，而且对社会也有利。“玩”就是快乐的行为，也是一个系统，这个字分解成“斜玉旁”加个“元”，“玉”就是温润好看的石头，你注意看，所有“玉字旁”的字比如“珍”、“珠”等字都是表示某种温润好看跟珠宝玉石有关的；“元”就是本源，就是出发点。那么什么叫“玩”呢？我们分解成二级系统就是“玉”和“元”，接触有意思的事物，从这个为出发点，引出的行为就是“玩”，也就是从事自己心神愉快、觉得有意思的事物的行为。玩的话，比如说你局部快乐的看电影，最后整体上你没有考上学，整体上不快乐了，每一个局部是快乐的，都很高兴，但是你没有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你也没有给社会带来利益，甚至你损害了自己，甚至也损害了社会，那么这就是“玩物丧志”，是“下玩之道”。通过你玩的过程中你所做的活动，也能使自己人生价值提高，也能给社会带来利益，社会也能返还给你一定的利益，比如你给单位创造了利益，单位也给你提高了职位，你给自己、社会都带来了利益，而且是在玩的过程当中，自己也很快乐，这就是“玩物尚志”的“上玩之道”。但是有的人给自己、社会带来了价值，自己并不快乐，这连玩的层次还没达到呢，不过这比“下玩之道”还好一些，因为没有损失利益。快乐也是用钱买不到的，快乐到了一定程度就变成无限价值了。居里夫人提炼镭得到诺贝尔奖，是五十多吨沥青烟熏火燎的，你说这真刻苦，太痛苦了，一点都不是玩，其实不是这样，她对放射性元素如此着迷，觉得这比一般事物都好玩，所以其实她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快乐的，你说她刻苦不快乐那是假的。所有真正大成功的人，没有一个“勤奋”和“刻苦”的，这两个词好像是说要拿一种力量逼着自己，其实他们没有这样子，人家是内在的觉得这件事情有意义、有意思。人家研究宇宙的事物的奥妙，获得了诺贝尔奖，那种快乐是无边无际的，是无法用货币衡量的，这就是她的“玩”。所以爱因斯坦是“玩”宇宙的，人家是个“宇宙玩家”；钱学森原来是“玩”火箭、玩导弹的，原来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们几个人创办的一个被称之为“自杀俱乐部”的很危险的火箭俱乐部，但是他觉得太空比地球更神秘，而且觉得很有意义，最后他研究武器是为了捍卫和平，奠定中国强大的国际地位，让中华民族不再受列强的欺侮，这是他认为人生中有意义的事儿，也是一种高尚的“玩”，也就是“玩物尚志”，为了这个投入了毕生的经历，包括“两弹一星”那些元勋邓稼先等等都是。而且最后钱学森用系统方法看整个世界、人类的奥妙、宇宙的规律、宇宙的演化、地球的演化等等，这个范围都很广，这就是“上玩之道”。
【记者】 那您觉得，大学生在大学阶段要尽快的找到自己的兴趣与实际的结合点，这对于整个人生的规划是十分重要的？
【常远】 对！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喜欢上一个事情，这件事情对于自己和社会都能带来价值，这件事是一件“上玩”的事情，那这样肯定是最好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也不用逼着自己，别人学3个小时，你可能学了8个小时，因为你觉得它好玩，你实际上觉得自己是在玩，这是一种最佳的结合，你的人生目标、你的职业、你的兴趣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就像我们社会系统工程专家组团队中有两位人才系统工程专家孔昌生老师与江晗老师提出的“双着迷”理念——“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事最为之着迷的事业；让每一项事业都能够拥有最为之着迷的人才。”这给人才工作或人力资源工作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记者】 这第一个好理解，第二个是什么意思？
【常远】 每一个事业只有得到了最想干这件事的人，这些人的奇思妙想就可以最大潜度的发挥出来，这件事就可以达到最高境界，这就是“双着迷”。每一个岗位都想找到对这个岗位最着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就算你不给他发工资他也愿意干，因为他着迷。因为他认为的价值超越了有限价值的范畴了，这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
【记者】 就像管理学中学习的“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
【常远】 管理学就是人生金字塔，金字塔的越高端就越是无限价值，但是低端也有一个无限价值，我把它叫做“安全和发展”，简称“S&D”，Security and Development，就是每一个主体，不只是人，社会、民族、国家……它的目标是双层目标架构，底层是“安全”，就是已有利益别损失。上面是“发展”，就是获得更多利益。每“发展”来了更多利益的时候我都怕它丢掉，所以又把它变成“安全”。“安全”的最低端是“存在安全”，有生命系统的存在简称“生存”，因为人总得活着，1后面有无数个0，这个1就是我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1，再多的0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生存”是无限价值，货币不可衡量的。实现“发展”的顶端，实现梦想，也是无限价值。爱因斯坦就是确保了生存，然后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中间这些他就不怎么干了，所以他的人生确实是价值最大的人生，都是无限价值的人生。所以，要从双层目标架构来看，规划自己的人生。一个好的国家，首先的目标不是把让它的公民多住几平方米房子作为政绩，首先是你能不能确保全体公民生存安全无忧。比如说穷人要用六十万换一个肾，但是他没钱换，就快要死了，那么这样的国家至少不是一个好国家。一个好的国家至少要保证全体公民平等的实现全体公民生存无忧，要保证生命安全，其他的比如多住几平方米房子则是次要的，因为只有活着这些才有意义；然后再帮公民不停的实现更高的价值，甚至实现梦想，这样这个国家的凝聚力就是最大的，也是最稳定的。很多人闹事产生了很多不稳定因素是因为活不下去了。实现梦想感召力也是无限的。如果一个国家仅以追求货币价值为目标，也是高度不稳定的，而且也吸引不住追求无限价值的人。
【记者】 有一个问题其实今天采访的过程中我也想问您，就是提到您研究系统工程，也会想到曾经跟您一同研究的同事、好友海子，他的一些事对于您来说，或者说对于您的研究工作来说，是一个挫折吗？然后您是怎样走出这一段被人误解的生活的？
【常远】 这个问题就是说，关于海子的一些事尤其是他最后的自杀，这里面涉及到的因素很复杂，现在也没办法讲清楚，但是对于我来说，尤其他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自杀了，而且又有很多地方提出好像是我把他人生的整个1否定了，我深感不幸，对于他的事，我感到很惋惜，因为没有想到他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后来他自杀前又留了一个字条，说他的死与任何人都无关系。这对我在心理上也算是一种安慰。他怎样选了这一条路我也不清楚，但是，他后期他研究的西藏秘踪，他的知识也很广泛，我觉得他的人生观后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他的人生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后期他写的诗歌，也就是他创作的被他称为“大诗”的诗，那些语言与以往的风格完全不同了，他当年出名是靠抒情诗，那些对他而言都是“小诗”，现在社会上很多流传的都是他的“小诗”，但是我认为他真正成就，是他后期写的“大诗”，那是整个一种具有世界眼光、深邃思考宇宙奥秘与人生价值的“大诗”。这才是他的最高成就。可惜很多人对于他的认识能力有限，不一定能解读得了这些，我只是觉得很惋惜。我觉得他的诗的价值远远没有被人挖掘出来。我觉得，他的后期的人生，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很多人都难以企及的。
【记者】 我主要想问他的事对您的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常远】 是很大的影响，我就听人在传说一些事，后来还找我做调查，我整天，我的大脑都处在…就是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大脑就出在空白之中，而且心情的烦乱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自己在反复的检讨，我是干了些什么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就是反复盘点自己和他之间的交往给他造成了什么伤害……当然周围也有很多朋友安慰我，有人说他最后得的是精神分裂症，但是根据我的研究，因为我现在也从事证据系统工程研究，司法精神病学在大学也学过，法医鉴定的知识也有……我认为，根据我的水平，和我周围很多专家的水平，不认为他得的是精神病，我们认为他不可能是一个精神病。而且人类精神病也是科学中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些是可以判断的，很多是很难判断的，有些天才别人也说他是“精神病”，而且这个地方也很难说清它的界限，因为有人说疯子和天才往往只有一步之差，这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与主题相关的有一个，就是海子早年也是从事系统科学研究的他写过一篇论文，《从突变理论看国家产生形式和法的作用》，他也是很熟悉系统科学方法的，他也是一个系统科学研究者。而且我认为他的那篇论文到现在看来都是非常有水平，就是他用数学上一种“突变理论”来研究国家稳定性，而且现在很多国家的现状都可以验证这个理论，比如说埃及。他这个理论是十分超前的。以往学习哲学都认为量变引起质变，是突变的，一个质达到一个关键点的时候，再往前演化，突然一下就变成另一个质了，这就是事物的演化，“突变理论”揭示了事物的演化不只是突变，还有渐变，就是慢慢演化。他研究国家稳定性，就是有些国家从没有产生到产生，突然由于政权成立推翻对方，这是突变，埃及就是突变，埃及在7天之内穆巴拉克就下台了，就是突变演化的；有些国家从专制到民主是通过渐变，民主力量的增大就是所谓的“议会道路”，人民的表决权越来越大了，通过渐变演化过来了。系统越往突变的那一边，系统就越临近灾难性的突变，如果一个国家发生突变的话，社会是高度不稳定的，全体人民的安全其实是并不保险的。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渐变的方式来演化。海子的论文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很深刻，现实性非常强，相当有水平，而且可以解释现在的突尼斯的变化，埃及的变化……那篇论文都可以解释，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而且研究他的诗的那些人就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这也是数学里的前沿研究，也是复杂系统的一个研究，所以一般人也看不出他那篇文章的价值，那是用系统方法看世界、看社会的，不是光看人生的。当然人生也可以有突变、渐变，一个人一下受到一个很强的刺激，人生就从此改变了，发愤图强……很大一部分人是管不住自己，最后渐渐变得多管住一点自己……每个人的人生也可以这样来描述，因为系统工程是超领域的，社会和人生都是一个道理。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是钱学森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与我的同道们打算发布一篇题为《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对整个社会系统跨越发展方法论的重大启示》的文章，再次宣传社会系统工程模式，并作为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
大学生应当怎样用科学的方法规划人生
【记者】 您刚才也讲了“局整关系”，也讲了很多人生观点，那您能说说大学生怎样运用“局整关系”达到人生满意度的最大化吗？
【常远】 如果要达到人生满意度最大化，他就要最大限度的学习，尽量学习最多的东西，而且最好人类各个领域都学习一点，就像学习一个图解百科全书一样的，这样他就能在最大的时空范围内了解哪些是自己最有兴趣的。也许你现在只学习十几本书，过了很多年你发现你的兴趣在这之外，那时候后悔，但是很多生命已经浪费了，也可能来不及了。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至少把所有领域都有一个了解，然后在这里面再寻找最有意义的，这样从整体来说是更划算的，走的弯路会最少。尽量找到有兴趣的，给社会带来更多利益，而且所走的弯路又最少。而且要真学习，而且不一定要限制学科，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处理能力，把“I→P→O”中的处理能力提的越高越好，这样一个是有兴趣，再一个是当他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不会局限于自己所学的专业。而且学会系统方法也很重要，因为他能用“超领域”的系统方法快速的掌握这个领域。这样处理问题的能力在广度和高度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个人的生存的可能性越大，他遇到的外部的机遇与自身的兴趣能最大限度的结合起来，人生就会在整体上最有意义。
【记者】 当大学生面临挫折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呢？
【常远】 面对挫折就是面对了一个不满意的状态，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了损失，就应该分析挫折是由什么原因形成的，必须分析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就需要你改变了，外部原因就需要你适应或者绕开这些外部原因。很多内部原因都是自己能控制的，那就要想办法改变自己的系统。再就是盘点自己已有的资源，扩大自己的接触面，使自己能够获得更大的资源。所谓的名人为什么有利益呢？因为名人就是更多的人知道他，实际上他接触的主体的资源面更大了，那么隐含着他的价值就更大。所以，一是提高自己的处理能力，一是扩大自己的资源，使自己的兴趣和社会最大限度的结合，使自己的人生的潜力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
【记者】 最后，请您根据您的人生经历，为大学生提供一些参考建议吧。
【常远】 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人生是一个整体，系统方法对于每个人的人生都很重要，因为它使人可以“超领域”思考，在充满复杂性的世界化时代的空前挑战和空前机遇面前(我经常说挑战和机遇，不说机遇和挑战，因为从刚才说的安全与发展双层目标架构来说，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没有应对好，我们就不存在了，因此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有了安全我们才能发展，才能把握机遇)，这些都是空前的，机遇，我们想学习一个本领，现在可以很低廉，通过互联网可以知道全世界人是怎么做的，这样我们通过世界化达到世界级的可能性空前巨大，这确实是一个空前好的时代；但同时威胁也是最大的，因为竞争演变成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现在你的竞争对手是遍布全世界的。当然你要通过你自己，根据“仁”法则，要给所有的人带来最大的利益，使你变得没有竞争对手，这是最好的，也就是你给其他人带来的利益越广泛，你的对手就越少，或者都变成了你的朋友。所以从“安全和发展”观的角度讲，我觉得大学生就看你怎么取舍你的人生了，对于我来说，我认为生存安全是第一的，在确保生存安全下，(但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别的人也可以去冒更大的险)再考虑个人的发展问题，使自己的处理能力、水平达到越高越好，而且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学的所有知识都是为了改变原型系统，应该具备一定的系统思维能力，综合集成多学科和多领域知识的系统工程能力，使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社会的需求统一的可持续的发展，这就是我的建议。
【记者】 好的。感谢常老师今天接受我的采访！
【附录】
常远教授格言
◆ 真实世界(即原型系统，prototype system)的复杂性总会令你发现：自己仍很幼稚，把人和事想得太简单了……
◆ 解决一个问题的最好出路，是没有这个问题。(被学生们戏称为“常提问”——永远提升问题)
◆ 相对于无限价值(Infinite Value, IV)而言，任何有限价值(Finite Value, FV)实际上都是微不足道的；相对于无限代价(Infinite Cost, IC)而言，任何有限代价(Finite Cost, FC)实际上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更关键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正确地判定：哪些是无限的、哪些是有限的？[论复杂系统价值工程(CSVE)]
◆ 我们真正的、最大的、永远的敌人，正是我们自己；我们真正的、最大的、永远的靠山，也只有我们自己。“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
◆ 每个人都是其行为之果的承受者或享用者。
◆ “局整关系”(The Part and the Whole, P&W)是人生系统工程中最具主导性的重要关系。常言所谓“战胜自我”的本质，正是战胜那些“使自己偏离整体利益方向的局部诱惑”——用正确的“整体自我”战胜错误的“局部自我”。所以，摆脱偏离个人整体利益方向的局部诱惑对个体成功至关重要——谁如果无法摆脱偏离自己整体利益方向的局部诱惑，其人生系统的演化必然会偏离其整体利益方向。
◆ 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之，人亦可欲。(释“无为金字塔10法则”之“仁”法则)
◆ 别人把你当回事儿或不当回事儿，与你把别人当回事儿或不当回事儿，是同一个道理。(释“无为金字塔10法则”之“仁”法则)
◆我们与他人之间的最大问题，是自我中心主义；我们与自己之间的最大问题，是难以管住自己。(释“无为金字塔10法则”之“仁”法则)
◆特立随行。(做事可特立；待人须随行)
◆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者实现其人生系统工程的重要手段之一。“人师”(育人之师)重于“经师”(传经之师)；师责重于泰山。只有帮助受教育者在其人生系统工程中最有效地塑造身心、最充分地释放潜能，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可持续“安全与发展”(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S&D)以及与社会的和谐共赢，才是真正合格的教师。
◆ 编程者不是编完程序并使其正常运行起来就万事大吉了。须知：程序有好坏，“知行合一”乃勤行正见。任何好程序都应当是某项系统工程的最优观控模型或自动实施工具；好程序的灵魂，是具足大成智慧的、最佳并持续进化的系统思维，否则，就是让电脑以人类当今认识到的宇宙中最快的速度最勤奋地制造愚蠢。
◆ 若无世界化，何谈世界级。
◆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应当是“考虑并实现全社会利益的主义”；进而言之，应当是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公平、充分、持续地实现其利益，或安全与发展(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S&D)利益的主义。
◆ 世界化时代的空前机遇(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和迅速普及)，已为每个人在平等、充分、及时、持续地共享世界级学习-教育资源上练就大成智慧，奠定了重要基础，使人类的学习-教育模式(学教模式)正处于跨越式进化的前夜。
◆ 下玩之道，玩物丧志；上玩之道，玩物尚志。
◆ 当代一系列借助网络传播而轰动于世的公共事件表明，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紧密互动之“新主流社会”，可形成“1＋1＞＞2”的力量倍增效应。当全体公民都学会成熟而高效地运用此种伟力并克制其滥用之时，就会进化出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
◆ 常识必须被重复，否则它会被忘记；欺骗与不公必须被曝光，否则它会继续作恶；真相与公正必须被炒作，否则它会被埋葬。常识被忘记、真相与公正被埋葬之日，便是一个社会毁灭之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扩改坊间流行佳句)
◆ 如果人类将来没有毁灭的话，有朝一日，他们反观历史长河，一定会将人类社会系统中因种种对抗现象而产生巨大内耗的现象，视为其处于文明进化低级阶段的明显例证之一。
[①] 钱学森：《大力发展系统工程 尽早建立系统科学的体系》( 1979年10月在北京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稿)，北京：《光明日报》，1979年11月10日，第3版．
[②] 钱学森：《大力发展系统工程 尽早建立系统科学的体系》( 1979年10月在北京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稿)，北京：《光明日报》，1979年11月10日，第3版．
[③] 涂元季：《姓钱不爱“钱”——〈钱学森书信〉背后的故事》，北京：《人民日报》，2007年08月04日，第6版．
[④] 席酉民：《“问题导向”与“方法导向”——谈系统工程的研究思路》，北京：《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87年第1期。
[⑤] 席酉民：《我给大师当老师，大师给我当司机》(主编寄语)，北京：《管理学家》杂志，2011第2期。
[⑥] 《组织决策理论的教师詹姆士·马奇》(封面文章)，北京：《管理学家》(实践版)，2010年第7期，“思想史”专栏。
[⑦] 李克强：《关于法治系统控制过程的探讨》，北京：《潜科学》杂志，1981年第4期(总第6期)，第56~59页，“大学生、研究生潜科学论坛”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