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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远教授与系统结缘

2014-10-30 16:38:01   作者:admin
  【记者】 常老师,您好!我听说您在读大二时,就已经追随中国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事业的主要奠基人钱学森先生运用先进的系统工程方法进行法律等领域的跨学科前沿探索了。对此,我非常感兴趣,也把您当作榜样人物。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天,我想对您做一个采访,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运用先进的系统工程,实现自己的理想。

【常远】 “榜样人物”是绝对不敢当的!了解我个人的经历其实并没有多大必要。我也非常赞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说法。

“求利器,善万事”其实也是每个聪明人的愿望。尤其是在当代人类所进入的充满复杂性并面对空前挑战和空前机遇的世界化时代,世界既变得越来越“平”,也变得越来越“陡”,每个人都越来越可能会感到难以自如地适应世界、把握自己,从而有效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爱因斯坦说过:“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这种需求在今天更是显得空前强烈了。大家亟需得到一种普适、完整、清晰、实用、高效并能执简御繁地认识社会与人生的科学的思维方式,探索与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正是了解和掌握先进方法论的意义所在。

【记者】 我听说您本科时学的是法律专业。您还记得自己在像我这么大时,对什么事情最感兴趣吗?

【常远】 我像您这么大或者比您还小的时候呵,感兴趣的事情简直太多了!包括武术、气功、养小动物(包括鱼、兔子、猫、狗、鸽子、蛇、蟋蟀等等)、看连环画、看小说、看科幻\科普作品、观星、美术、书法、赏诗(尤其是回文诗)\写诗、钓鱼、集邮、集公共车票、订杂志、玩摄影、做航模、搞小型爆破装置(受诺贝尔传奇人生的影响)、史丰收的速算、拓扑学,甚至坐在马路边用小本子莫名其妙地记录和分析过往汽车号码……我曾经跟农民的孩子们一起割猪草、捞虾米、逮螃蟹、挖药材、抓蝎子、斗毒蛇,也跟着父亲一起制作过太阳炉、削果皮机并在王屋山区茂密的森林中打猎,20多岁时我还与父亲共同申请并持有一项“手持式面条(饸饹)加工机”的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呢……等等,五花八门。上中学后,我特别喜欢理工科,我还记得中学考试时化学课基本上都是得满分的。我的父亲先学自动武器制造、后学自动控制,一直从事军工科研开发工作。他从我上小学4年级起,就教我如何看电路图、如何用电子元器件组装各种各样好玩儿的电子装置,包括门铃、警报器、微型视频接收器、微型无线对讲机甚至窃听器等等。我高考时考入法律专业,其实是件阴差阳错的事情——因为我上初三时,有天放学回家,发现小偷竟然在大白天把我的那些电子元器件和电唱机等宝贝一网打尽了。我那时15岁,还是个孩子,从此恨死小偷了!对小偷充满了报复之心。愤怒中的我,毅然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项职业抉择:将来一定要当刑警!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抓小偷。

【记者】 是想为民除害吗?

【常远】 说老实话,那时候哪儿有那么高的觉悟呀,根本没有为民除害的意思,只是为了报复小偷而已。现在看来,当时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其实是很幼稚的。于是,我结识了钟楼电影院北边平安商场保卫科的刘科长以及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的石科长等人,从初3(15岁)起直至高二,我一有空余时间,就跑到商场里与刘科长抓小偷,后来觉得不过瘾,又在公交车上抓小偷。那时抓小偷哪有什么高尚的目的,只是为了找个理由狠狠地揍他们而已,通过打得他们满脸流血来享受幼稚的复仇快感,以及围观人群喝彩所带来的“英雄”体验。其实,按照法律来说,那完全超越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其实是违法的,打过头了可能还会构成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呢!我右大腿外侧的一条长疤痕,就是那时与小偷们“英勇搏斗”时留下的,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为此,有些长辈常常给我讲“困兽犹斗”的道理,担心我出生命危险,我那时哪里听得进去呀!

为了考上刑侦专业,我在高中最后一年转入了文科班。高考填报志愿时,得知当时开设刑侦专业的只有位于沈阳的中国刑警学院,但它不在西安招生,感到十分懊丧;接着得知西安本地的西北政法学院(现为西北政法大学)是司法部直属的五大政法院校之一,它的法律专业毕业生可分往全国各地的公、检、法机关,于是我果断报考了当时的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律专业。您可想而知,我报考的目的并非学法律,而是为了将来能当上刑警抓小偷、揍小偷!

虽然上了法律系,但我毕竟是个兴趣广泛、安分不下来的小家伙,总是喜欢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博览群书”,除了刑侦书外,还包括科技的、哲学的等等,几乎有讲座就听,只要内容新鲜,管它是讲什么的!对学院政治理论系哲学专业所举办的科学方法论讲座尤其感兴趣。一天,我在阅览室里看到了钱学森1979年在北京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重要演讲《大力发展系统工程 尽早建立系统科学的体系》中提出:“系统工程可以解决的问题涉及到改造自然,改造,提高社会生产力,改造、提高国防力量,改造各种社会活动,直到改造我们国家的行政、法治等等;一句话,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社会。……整个社会面貌将会有一个改变。”[①]

【记者】 中央电视台1频道最近播出的40集纪实性电视连续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就讲了不少钱学森等大科学家参与中国“两弹一星”工程的事迹,您看了吗?

【常远】 中央电视我看了!那个片子不错,历史感很强!“两弹一星”工程等一系列大规模国防科学技术工程,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强大的国际地位、国际形象。在从事这些大规模国防科学技术工程的过程,钱学森和他的团队在他所创立的工程控制论的基础上,提炼出了作为先进科学管理方法的系统工程方法。周恩来总理生前曾经希望,将推动军事高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的先进的组织管理方法,运用于整个国家建设,推动整个国家的跨越发展。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钱学森等人就大力宣传将系统工程作为科学而先进的组织管理方法运用于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就在我看到的那篇钱学森1979年的演讲稿中,他提出“社会主义法治要一系列法律、法规、条例,从国家宪法直到部门的规定,集总成为一个法治的体系、严密的科学体系,这也是系统工程,法治系统工程……”[②]我看到这段话后,兴奋不已呀——一位少年崇拜的大科学家、民族英雄竟然也在研究法律!我立即复印了那篇文章,回宿舍一口气读完,在文字的空隙中写满了兴奋的标注。从此,我一下子找到了理工科爱好、哲学爱好与法律专业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您大概想不到,那时像您这么大的我,对系统工程、系统科学以及所有的科学方法论,简直着了魔,无论是做作业、参加考试、写论文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事事都想“系统”一下,比如:我把法理学叫做“法治系统原理”,把民法学叫做“民事系统的法律控制理论”,把国际私法叫做“基于国家间主权平等的民事系统的法律控制”,把国际法叫做“世界社会系统的法律控制”,把党史叫做“政党系统演化史”……

【记者】 理论上的概念还是有些抽象。让我想点儿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东西……那时的您会把电影叫什么呢?

【常远】 我大概会把电影叫做“具有艺术性的集成化动态形象模型系统”吧!它通过胶片进行影像信息存贮,通过光线投射于银幕系统……(笑)

【记者】 (笑)有点儿意思!让我再想想还有什么东西让您“系统”一下……我刚才是坐电梯上来的,您会把开电梯的人叫什么呢?

【常远】 我会把开电梯的人叫做“建筑物系统中垂直运输系统控制师”!(笑)

【记者】 (笑)那人吃饭呢?

【常远】 当然是人体系统对食物资源的输入过程了,它还是个物质、能量、信息的综合输入过程呢!(笑)

【记者】 (笑)看来到处真的都是系统了!

【常远】 当然!上了“系统瘾”后,我开始到处找系统工程及任何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资料来看。那时,在国内能看到的这方面的资料还少得可怜,我只要一看到有“系统”两个字的文章名或书名,就觉得兴奋。只要市面上出一本这方面的书,我就会买。对上学期间所学的法律问题,我都试着用系统方法去研究,去做作业,去答考试题。因为系统方法本身并不限于任何专业、任何领域,是个普适的方法。我们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某种系统。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的思想还远远没有解放,甚至连法律到底有没有科学性、规律性这样的常识问题,还在探索中。我自己当时做的作业、答的题中,不少观点都是与教科书不同的,有些甚至还是相反的。有的老师认为,我的一些观点有问题,甚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领导和师生,干脆认为我和我的同道们是“闹事的”。这使得当时18岁(大二时)的我很想不通,充满烦恼。有一天,烦恼中的我突发奇想——给大科学家钱学森写信倾诉心声!我一口气写好了信,但不知道把信寄到哪里去,听父亲说钱老的单位应该是解放军国防科工委,于是我好像就在信封上写了“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工委钱学森收”,就寄出了。

【记者】 还真的寄到了?

【常远】 真的寄到了!隔了一个多星期,我就收到了钱学森的回信,是一个挂号的大信袋,信袋正面左下方赫然印着红色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字样,并有“钱学森”三字的钢笔署名。收到这封信后,我非常激动。钱老在信里说:“我曾主张……法治系统工程,但响应者甚少,只广州中山大学法律系讲师吴世宦同志一人而已!现在又多了您一位,我是高兴的。”他接着十分谦虚地写道:“可是我不懂法学,不懂法制,工作还得你们去努力。”他让我与吴世宦先生联系,并在信袋里附了他向高级领导干部介绍如何将系统工程用于整个国家管理活动的文章,供我参考。我就如饥似渴地学习那篇文章,从此就跟钱老和吴世宦先生建立了长期书信往来关系。

有了钱老这位中国的导弹与航天之父的支持,我与同班的马深同学(当时是院学生会学习部部长)发起创办西北政法学院历史上第1个学术社团——跨学科探索团队《探讨:跨学科法治系统研究》杂志编辑部的要求,得到了西北政法学院团委及院方有关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并解决了办刊经费。我们在杂志创刊号上转载了1980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得主让·多塞给记者解释生物学上多样性的好处时强调文化多样性的观点,我把它的标题改为《文化多样性》.杂志每次都印很多本,除在全校师生中无偿分发外,还无偿寄往全国交流,当然也寄给钱老。很多读者也把自己的观点写下寄给我们,我们再刊登。后来,编辑部请国内外专家来做讲座、进行国际交流活动的条件也落实了。我邀请第1个美国运筹学访华代表团做过系统方法在法治与国防领域应用的讲座;我还与音乐家李德伦先生探讨过爱因斯坦的创新思维与他拉小提琴的相关性,并请李老来放《命运交响曲》、做交响乐与反封建的讲座呢……

那时,科学方法论、系统科学的书籍在市面上很少,一有新书出版,我就骑自行车跑到新华书店买上几十本,与马深同学等一起,按进价卖出,买得人少时就降价亏本出售,最后卖不完的干脆就赠送给那些打算“发展”的师生。关则富(就职于宁夏自治区公安厅,因意外逝世)、刘晓阳(后任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因病逝世)、华伟(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吴亚东(《法制日报》主任记者)等同学戏称我们自己是一群“舍利取义”的“亏本家”!我们为科学方法论、法治系统工程与法治现代化、社会科学现代化与社会系统工程知识在师生中的广泛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回忆起来,那真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而不是充满铜臭气的时代!只有在那种理想主义氛围中生活过、奋斗过的人,才会深切地体会钱学森先生“我姓钱,但不爱钱”[③]那句话的深刻内涵!

【记者】 您的讲述,让我好羡慕那个充满激情的时代!

【常远】 当年的“探讨人”任何时候聚在一起时,都仍然会激情四溅呢!1985年4月,“全国首届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司法部部长邹瑜致开幕词,钱学森先生应邀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现代科学技术与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这次盛会,被媒体誉为“吹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号角”。这是第1次出席全国性学术大会,我的论文《赢得民心——开放系统审判决策最优化探讨》被选为大会宣读论文。此前我与钱老及吴世宦先生只是书信联络,并未谋面,这是我们三人的首次会面。1985年第8期的《民主与法制》杂志在报道此次盛会时刊登了钱学森先生与吴世宦先生和我等人交谈的照片。

会议期间,我带去的约400多本《探讨》杂志,被一抢而空;司法部教育司主管全国政法院校的领导霍宪丹语重心长地鼓励我要相信科学、勇敢坚持自己科学探索之路,并对办好《探讨》杂志作了重要指示;山东大学法律系的庄亨浩前辈以及几位其他单位的前辈们热情地询问我毕业后是否愿意到他们那里从事法治系统工程与法治现代化研究或教学;一些学术刊物也向我约稿;吴世宦先生、学长胡希平(时为中国政法大学第一副校长云光教授的秘书,校长当时由司法部长邹瑜兼任)与我更是彻夜长谈……这一切,都更令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的强大力量。在我返回西北政法学院后,编辑部名声大振,要求加入的人十分踊跃,法治系统工程、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科学方法论研究一时竟在学校蔚然成风。

1985年7月,我从西北政法学院本科毕业后,便来到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任教,从此走上了系统科学\系统工程、法治系统工程与法治现代化、信息科技、社会系统工程及复杂系统等领域的职业生涯。

【记者】 进行文理交叉探索,在今天来说也是很前卫的呢!

【常远】 我在您这么大时,文理交叉探索在国内还是非常新鲜的事情呢!现在来看,文理交叉思维,其实只不过是系统思维的一部分。

【记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常远】 您想想看,在真实的、充满复杂性的社会系统环境中,许多人都不会是先前学什么专业以后就干什么专业的。我们学任何专业都是为了掌握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某方面能力。我们在认识和解决自己遇到的某个现实问题时,一般不会碰巧只用到我们先前学过的单个专业的知识。

就拿我们办个刑事案件为例吧。一个刑事案件总需要法律专业知识吧,此外,现场勘察得到的指纹涉及图像识别专业知识,得到的微量物质成分(如灰尘等)涉及到微观物质分析专业知识(如化学上的色谱分析等),子弹涉及弹道学专业知识,身体情况(如伤口、血液、体液等)又涉及医学专业知识即法医专业知识,以及DNA专业知识等等,现场搜查到的电脑还涉及数字取证与分析专业知识,审讯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心理学……等等等等。

这就是说,我们在认识和解决自己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一般并不仅限于自己已掌握的专业知识,有时甚至与自己已掌握的专业知识无关。我们说认识好解决问题需要文理交叉也是不准确的。实际情况是,我们所认识和解决问题,涉及到哪方面的专业知识,就需要用哪方面的专业知识,既可能用到“文”,也可能用到“理”,还可能用到“文”与“理”之外更多的专业知识,包括价值观,包括艺术,甚至包括灵感,包括协调人际关系……等等.所以,认识和解决问题尤其是复杂问题的方法,往往涉及多专业、多学科、多领域,我们需要站在更高的层次上,采用超专业、超学科、超领域的系统思维。我记得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一篇关于系统工程研究思路的短文[④]里谈及“问题导向”、“方法导向”或“理论导向”的区别。

【记者】 那您认为应当是什么导向呢?

【常远】 当然是“问题导向”了!因为无论是方法还是理论,都是认识与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类创造的任何方法和理论,都是为了更有效果、更有效率也就是更好地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问题导向”的本质,其实是“目的导向”,而非“手段导向”。现在看来,如果只是从检验一个人是否通过“学”和“习”掌握了某一个专业本领的角度来讲(即“手段导向”),写某个专业的论文,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如果从系统工程角度来讲,也就是从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掌握了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来讲(即“目的导向”),只掌握某个专业的知识,只会写某个专业的论文,比如法学论文、计算机科学论文、新闻学论文,就远远不够了。当然,也有一些问题用简单的单专业、单学科手段就可以解决了!但我们一定要有“目的导向”或整体思维,我们即便是写一篇专业论文,也要清楚地知道这篇论文最后是为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服务的,因为专业论文一般都只是认识和解决某个问题这一整体的手段之一。这就是系统工程的重要思想之一,我把它称作“局部-整体”关系,中国数学家、泛系理论创始人吴学谋先生将其简称为“局整关系”,可以缩写为“P&W”,即“The Part and the Whole”。

您要有空找来席酉民教授在2011第2期《管理学家》杂志写的题为《我给大师当老师,大师给我当司机》的生动的主编寄语[⑤]以及《管理学家》杂志2010年第7期封面文章[⑥]看看,那上面介绍的著名管理学家詹姆士·马奇(James Gardner March)就是一位典型的具有超领域系统思维并能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大师级人物。

【记者】 我一定去认真拜读一下!网上能看到吗?

【常远】 应该能。您找不到的话,我mail给您。

可惜,今天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手段导向”的人,“只拉车不看路”。学化学的碰到问题,总是习惯于用化学方法解决问题,即便在用物理方法或其它方法更有效果、更有效率的时候;学法律的碰到问题,总是习惯于用法律方法解决问题,即便在用政治方法、技术方法或其它方法更有效果、更有效率的时候。

“局整关系”(P&W)及系统方法还可以解释人们在做一些看起来很辛苦的事情时,为什么会觉得很有意义、很充实、很快乐。因为那些在局部上辛苦的事情,是实现一个自己所追求的有价值的整体目标的一部分。

【记者】 这么说,当人们所从事的局部事务,不是自己所追求的有价值的整体目标的一部分时,或者连自己所追求的有价值的整体目标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就会产生无聊感。

【常远】 没错儿!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可以用系统方法来解释。比如:我们有时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人生感到烦恼?人生是一个由许多个局部构成的系统整体,如果我们的人生现状与自己所设想的较理想的人生状态(或许不是最终的理想状态)差距较大,也就是“目标差”较大,并且一时不知道如何才能达到或没有能力达到比更满意的人生状态,就会对人生感到烦恼,“目标差”越大烦恼就越大。还有一种情况也会有烦恼的感觉,那就是,当我们所面对的一件包括很多因素的事情或系统时,如果对其中的因素认识不全或者对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搞不明白,也会觉得心烦,这其实也是“局整关系”不清的表现——构成整体的局部因素充分不充分?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合理不合理?形成的系统是不是我要的?

【记者】 说到这里,我开始有点儿感觉了——假如我们熟练地掌握了系统方法,就可以用一套科学的思维方式来执简驭繁地描述我们所面对的各种事物了。

【常远】 没错儿!这正是系统方法的典型好处之一.

【记者】 这些都是您在读大二的时候、也就是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就总结出来的吗?

【常远】 这可不全是!但是我的系统思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步地培养起来的,后来才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能“超领域”了。

【记者】 有没有一个较明显的快速进步阶段?

【常远】 有的。我感觉进步最快的阶段,就是在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最初任教的那两三年,大概是在1985~1988年吧,因为我那时教的不少学员都是来自全国政法系统的实践经验相当丰富的领导干部,还有就是1992~1996年期间给中共中央政法委组织的全国地\市政法委轮训班讲课的那段时间,其中的很多学员也相当有水平,他们一般都比我年长许多,用系统方法回答这些人物的疑问,与这些人物在课外互动,可真让人练本事!此外,1993~1994年还受当时在海南大特区文昌县担任县委书记的朱明国同志邀请,组织社会系统工程专家组参与了中国第一起全方位的社会系统工程推广实践,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真实、复杂而充满微妙之处的社会系统“一线经验”。

我对系统方法的掌握,在像您这么大时主要是有兴趣、有热情,但在理论与实际的高度结合上真正搞透它,形成较熟练的“超领域”思维能力,就是后话了!刚才对“心烦”的系统化解释,在大二时肯定是做不到的,那时往往停留在“充满热情的系统词汇套用阶段”.任教后,通过在课余时间运用人生系统工程的框架,帮助许多学员实实在在地分析和解决他们在人生、仕途上遇到的心烦事儿,才逐渐地概括出理论了。

【记者】 您还记得您当年作为一名本科2年级学生,给大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所写的第1封信里面,都写了些什么吗?

【常远】 那封信是我一时冲动写的,自己没留底,也记不太清了.但是钱老的那封回信让我印象很深,而且也保留着。前几年钱老办公室来信,说要编钱学森书信集,让我们这些与钱老有书信往来的人提供钱老亲笔回信的原件,我担心将来要不回来,就一封也没交。钱老的这些信毕竟是改变我人生道路的珍贵精神财富呀!后来出版的钱老书信集里收录的部分钱老给我的回信,是根据他的秘书们提供的留底复印件进行照相制版的.在我含糊的印象里,自己给钱老写的第1封信里,大概是写了我对先进的系统工程方法用于法治领域、法学领域的体会吧,也可能还写了一些自己苦恼的问题。因为当时周围也没什么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自己的一些认真思考又被周围的部分师生及领导否定了,大概是迫切希望得到钱老这位中国系统工程事业的奠基人以及社会公认的权威科学家的肯定吧,当然也梦想得到钱老的指点.当时有几天,我一直在翻看《潜科学》杂志,在1981年第4期上发现了一篇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写的系统科学中的控制论方法思考法治问题的论文——《关于法治系统控制过程的探讨》[⑦].那是他读本科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看到他的那篇论文后,我给他也写过一封信,他当时已从北大本科毕业留校当了校团委书记。

【记者】 他给您回信了吗?

【常远】 也回了.我把大学期间搞系统工程时的所有信件都保留着,也包括他的信,他是个非常谦虚的人……

【记者】 您觉得,自己是不是从钱老的回信中是得到了很大的鼓励?

【常远】 是,特别大的鼓励!

我任教后,对学员们以及社会上任何人求教的来信,也都会认真回复,并尽量给予他们鼓励.在我的学生叶涛给我建的博客上,我也努力认真地回复每个人的公开留言和私下发来的“纸条”.

【记者】 钱老对您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吗?

【常远】 是的!他是对我的一生都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鼓励和指导,一直影响着我的过去和现在,也会影响到我的未来。小孩子对神秘的事物、神秘的事物总是充满了好奇的.您想想,当年中国的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之父给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亲笔回信,而且还给予长期的引导和帮助,那种激励作用会是多么的强烈!由于当时的我认为中国的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之父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就会感到自己在追随着他做着非常有意义的大事。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激动,几乎每天都在兴奋之中,常常会有一种胸怀天下、“读书破万卷”、“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迈。在那种情感中学习,一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也就是说,那时所获取的任何与自己的理想有关的信息,都被充分地“加权放大”了!

【记者】 用“加权放大”效应解释学习的情感,很有意思!

【常远】 这种现象,也可以用我们系统工程中的“I→P→O”架构,即“输入→加工→输出”(Input→Process→Output)架构来描述,包括对物质、能量、信息及其任何成分组合所进行的输入、加工、输出。情感作为“加工”(P)机制时,经常将“小输入”变为“大输出”的作用.

任何采访过程,也是一个信息的“输入(I)→加工(P)→输出(O)”过程,最终完成或发表的采访稿,就是采访者所输出的产品(O).这个产品(O)好不好,既取决于在输入端所输入的原始采访资源好不好(I),也取决于后期对原始采访资源的加工水平高不高(P)。如果将输出值定义为输入值×加工值,那么:

◆ 当输入端获得的原始采访资源水平(I)是10,后期对原始采访资源的加工水平(P)是1000时,采访成果(O)就值10000了;

◆ 当输入端获得的原始采访资源水平(I)是10000,但后期对原始采访资源的加工水平(P)是-1时,采访成果(O)就成了-10000了。

根据“I→P→O”架构,您就可以知道,当时钱老的回信带给我的那种激动的心情,实际上是大大提高了我“加工”的活性(P):

◆ 过去,我没受到这种激励,在看书时输入量(I)如果是100,加工水平(P)如果是低活性的0.1,输出的(O)可能只有10;

◆ 但我受到强大激励后,在看书时输入量(I)如果仍是100,但加工水平(P)如果变成高活性的100或更大,输出的(O)就可能会变成1000甚至更大。

因此,做事有没有强大的激励,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 也就是效率会达到最大化?

【常远】 对!不过那时候我还小,有不少幼稚的成分,这就有可能会不实事求是地夸大一些不该夸大的东西。